污染环境罪入罪标准及其认定

2016年两高污染环境罪司法解释的出台，为一直存在争议的污染环境罪的入罪标准提供指导。然而司法解释在实践中却引发新的适用争议，其缘由既有司法解释准立法化的原因，也有立法规范不明确的原因。为实现污染环境罪的正确适用，应结合《刑法修正案（十一）》重新理解环境立法与司法解释之关系，确定环境法益具体危险的入罪标准，并在司法认定中正确把握入罪中的具体危险和因果关系等要素，同时也应在制度上减少“规定” “解释”等准立法形式的司法解释，引入污染环境案例指导制度和相关专家制度，真正实现污染环境罪的正确适用。     

环境法保护对象研究

环境保护法保护的对象不是环境本身,而是环境带给人类的利益即环境利益。环境利益是人类从环境中获得的非物质性公共利益,其包括生活环境利益和生态环境利益(简称生态利益)两类。环境利益是环境法正当性的基础,是推动环境法发展的动力。一切环境法理论的创新和制度的构建都不能脱离环境利益这一基本范畴,否则就会产生法律对环境保护的泛化和虚化。     

环境法: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制度保障

中国提出的新的科学发展观与可持续发展观是一种包含关系,内容没有实质差异;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容是人与环境的和谐发展;实践科学发展观需要以环境法作为基本的制度保障.准确把握环境法在科学发展观中的定位,有利于环境法制建设和环境法学研究的进步.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式现代化的环境法制进路探索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理论性命题，其中作为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向度，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式现代化以“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鲜明特色和本质要求。在新时代新征程依法治国和美丽中国双重宏阔背景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式现代化目标的实现蕴含着深厚的环境法期许，环境法治对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式现代化具有重要的保障性意义。然而，通过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式现代化环境法治供需样态的系统检视，发现我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式现代化之环境法保障体系虽初具规模，却也面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理念尚未在环境法规范中形成主流化、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式现代化目标实现的关键性法律制度存在缺漏以及新时代公民尚未形成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的法律素养等现实梗阻。对此，应通过增强生态环境法律规范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一实质内容上的价值衔接与规则供给，聚焦于如何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牢固可靠的环境法治保障这一重大理论性命题。     

国际环境法主权规制研究：义务本位的规制路径及其实现方式

国际环境法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传统的“绝对主权”与全球环境治理一体性之间的冲突，建立在权利本位基础上的主权让渡理论无力解决国际环境法中国家主权规制不力的问题，也难以促进国际环境法体系适应全球环境问题变化所需的良性变革，让渡主权会破坏主权的完整性，降低主权国家治理环境问题的效率，并且缺少接受让渡的适格主体。应当在维护国家主权权利完整性不受侵犯的基础上，确立国际环境问题治理规则体系的义务本位，并在义务本位的基础上要求国家主权接受相关国际法规则中的义务约束。义务本位的确立应当重视国家责任制度，注重发展一般性义务规范及其国家责任，还应重视一般国际法体系的建设，在法律模式选择上，不盲目追求“强制度”路径，以“弱制度”“强约束”的目标效果指导国际立法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