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素禀赋变化与农业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对1978年以来中国农业发展路径的解释

本文以诱致性变迁理论为基础,构建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技术变迁模式的分析框架,分别计算了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力、土地、农业机械和化肥4种农业投入要素的产出弹性和产值增量贡献率,并对改革开放以来各个年度的农业资本有机构成以及要素之间的技术替代弹性进行测算。本文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技术变迁的路线符合诱致性变迁理论模型的。中国农业技术变迁的路径是以土地要素为基础变量,以劳动力要素为最核心、最能动变量,其他要素(农业机械、化肥、农药)以劳动力价格的变动为中心,实现各类资源的优化配置。本文给出的政策建议是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继续推进各项改革和大力发展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产品相对价格、要素禀赋与要素收入分配

根据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在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国家,对外贸易可以提升劳动所有者的收入。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劳动要素收入在总产出中的份额持续下降。本文发现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汇率改革和总需求结构扭曲所造成的出口品(劳动密集型产品)相对价格下降和进口品价格相对上涨对劳动要素收入份额产生了重大的负面影响。基于超越对数形式的GDP函数与似不相关模型的实证结果为本文的发现提供了理论与实证依据。     

农民合作社禀赋对其“农超对接”参与意愿和参与程度的影响分析——基于江西的抽样调查

农民合作社禀赋是影响其"农超对接"参与意愿和参与程度的重要因素。基于江西省224份合作社的调研数据,采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分析合作社禀赋对其"农超对接"参与意愿和参与程度的影响。分析表明:社员文化程度越高,合作社参与"农超对接"的意愿越强烈,参与程度也越高;随着合作社注册资金的增加,合作社参与"农超对接"的意愿和参与程度都会显著提升;拥有一村一品特色农产品的合作社参与"农超对接"意愿和参与程度更高;合作社的供货规模会促进其"农超对接"的参与意愿和参与程度;合作社的市场开拓能力,会降低其"农超对接"的参与意愿和参与程度。     

基于制度约束的经济增长与资源诅咒的实证分析——以中部六省为例

本文通过使用1992—2011年中部六省的面板数据对中部地区的资源开发、制度约束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进行分析,实证结果表明: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与自然资源禀赋之间存在较为显著的负相关性,"资源诅咒"的现象普遍存在。同时,我们还发现自然资源的垄断会导致权力寻租,最终削弱制度在中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     

新一轮确权是否必然促进土地流转?——来自浙黔渝三县(市、区)的经验证据

本研究基于浙黔渝三县(市、区)320份农户调查,在系统阐述农地确权作用机制的基础之上,验证了新一轮农地确权对农村土地流转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与以往成果不同,研究发现确权并不必然促进农地流转,确权反而会阻碍农地转出;确权对农户的土地转入行为没有明显影响;群组分析表明,确权显著负向影响老年农户的土地转出,但对中青年农户没有影响。因而,要高度重视农地确权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并做好分类指导和针对性政策应对。     

自然资源禀赋、制度质量与经济增长——一个理论分析框架和计量实证检验

本文构建了包含自然资源存量和制度要素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从理论上来探讨"资源福音"与"资源诅咒"的悖论问题,阐明不好的制度可能诱发"资源诅咒"的机理。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1995-2013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通过普通面板计量模型与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资源诅咒"命题以及分析"资源诅咒"效应的传导机制。本文的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主要有:"资源诅咒"命题在中国省域层面上是成立的。低质量的市场分配资源制度和产权制度遏制了自然资源促进经济发展的潜在优势,引起"资源诅咒"效应的产生,而市场开放度的提高能缓解"资源诅咒"效应;自然资源的空间集聚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负向空间相关关系,资源越富集的地区"资源诅咒"效应越严重;自然资源禀赋会影响制度的质量,在因果循环机制的作用下,制度质量越低导致"资源诅咒"效应越严重。     

科技资助与高新技术企业创新产出：研发禀赋结构的双门槛效应

科技资助是降低企业研发活动外部性和提高创新产出的重要途径,运用2011—2018年的高新技术企业微观数据,构建基于研发禀赋结构的门槛模型,从研发资助和税收资助两个维度,实证检验科技资助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产出的非线性影响。研究发现：(1)研发资助和税收资助对企业创新产出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相对而言,研发资助的激励效应明显较大。(2)科技资助对企业创新产出具有显著的基于研发禀赋结构的“双门槛效应”,当企业研发禀赋结构处于合理区间时,研发资助和税收资助对企业创新产出具有显著的激励效应。(3)当企业研发禀赋结构处于“高研发人员—低研发经费”区间时,研发资助能促进企业创新产出,税收资助无显著影响。(4)研发资助对非国有企业的激励效应明显大于国有企业,税收资助对国有企业的激励效应较强。     

项目进村中村干部角色及村庄治理型态

村干部在村庄治理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但在实践中村干部行为却出现了日益权变的趋向。通过对S省J县7个村庄的项目进村的案例比较研究发现:村庄资源禀赋与公众参与是影响和塑造村干部角色与行为的关键变量。项目进村中,村干部角色在国家“代理人”与村庄“当家人”的制度角色定位中出现了变异或偏移,呈现出“撞钟型”“横暴型”“分利型”“协调型”干部四种行为类型,村庄治理也由此呈现为“沉默秩序”“普力夺秩序”“谋利秩序”和“多元治理秩序”四种治理型态。新时代乡村治理重心下移,对村干部角色具有纠偏和规制效应,促使村干部角色回归其应然位置,促进乡村多元有序治理和良善秩序的生成。     

贸易结构变化的影响因素及适用性分析

自古典贸易理论以来,技术差距、要素禀赋差异、人力资本差异以及规模经济与产品差异相继被认为是影响贸易结构变化的主要因素.实际上,这些因素对贸易结构的影响会因市场结构、产业部门、产品生命周期的差异而不同.贸易结构的变化,可依赖国内要素积累,由低级向高级结构成长,也可通过接受外国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来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