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民众诉讼思想探析——以《冕宁县清代档案》为例

对于清人的诉讼思想,学界素有＂畏讼、忌讼＂之说,而清代的官方话语却不乏＂健讼、好讼＂之指责。对此,我们不应一概而论,无论是＂畏讼＂还是＂健讼＂都不足以准确地概括出清代民众的诉讼思想,都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事实是：在社会诉讼环境相对恒定的情况下,清代民众的诉讼思想与个人因素有很大关系;且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其诉讼意识也在日益提高。或许,这是我们对清代民众诉讼思想最好的概括与评价。     

论元代畏兀儿人的儒学

元代是儒学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蒙古人初入中原，草昧初开，对儒学的重视，而儒学在当时已成为社会思想的主流，蒙古统治者在契丹人，尤其是畏兀儿儒士的极力敬仰与推荐下，逐步为蒙古统治者所接受，遂出现了以“汉法治汉地”的策略。这一政策的实施，又进一步推动了元代儒学的发展。有元一代，畏兀儿儒学发达，而且已掺杂了道家及禅宗的某些理论，当时还涌现出像廉希宪、合剌普华、安藏等一批著名的儒学名士，他们不仅自己修习儒学，而且积极推动蒙古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采取措施以促进儒学的发展。深受儒学思想影响的畏兀儿官员，政治比较清明，对元代社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明末儒家基督徒的天观重构及其意义

在明末天主教对儒家传统天观形成重大冲击的背景下,奉教儒者从思考自身问题出发,自觉反省儒学之得失,融会儒耶,重新诠释传统天观,从而建立起了一种不同于传统的"畏天爱人"之学."畏天",标示了一种独特的信仰祈向;"爱人",则表明了一种对仁爱的全新理解.儒家基督徒对传统天观的重构,深刻地揭示了封建宗法等级社会及其伦理道德的某些偏弊,其成果不仅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而且还有激发我们深度思考亟待解决的现代思想文化建设问题的独特价值.     

《礼记》崇高之“畏”及其认知困境

作为儒家面向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叙事的持续性情感生成,《礼记》顺天守时的天命之"畏"是人对自身现实生存境遇的警觉与关注,其德性至上的至善之"畏"是儒家重建合"礼"秩序并进行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德性认知过程,其"天人合一"的崇高之"畏"是在"圣王"与"天"同构基础上对儒家通过识"礼"追问终极意义、达至即凡而圣并"与天地参"的形上表达。意志化主观叙事和表象化"复礼"实践表征着《礼记》中儒家至德至善之崇高理想与崇高之"畏"的乌托邦特性,"圣王"理想对于主体实践而言只能被体验为一种悲怆而崇高的道德情怀,其崇高仅在于它占据了儒家道德理想主义的核心位置。     

元代蒙古王室与畏兀儿亦都护家族联姻考

蒙元时期，畏兀儿亦都护率先归附蒙古国，成吉思汗使其尚公主，并列为第五子。蒙哥汗在位期间，亦都护家族卷入蒙古汗位争夺的矛盾中，与蒙古王室的联姻关系受到一定的影响。经过几位亦都护的努力，到火赤哈儿的斤时，又重新恢复了联姻关系。蒙古王室与亦都护家族基本上世代保持着联姻关系，一直延续到元朝的灭亡。通过联姻关系，畏兀儿人成为蒙古统治者重要的政治、军事盟友，为稳定西域的局势、征服中亚以及南宋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北京魏公村史顾(待续)

20世纪70年代末,北京魏公村形成了新疆街/新疆村,它有空间的历史基础。元朝将都城由前朝京西南莲花池水系向北高粱河水系的转移,使燕京西郊的畏兀人聚落置于大都城郊,并形成元廷畏兀儿仕宦家族陵园。明朝都城的南移又使之位于郊外,至清代萧落。其居民或伊斯兰化或融入当地人群。但这一地名得以延续,成为其后辈遗产记忆和意义调动的符号资源。历史学应关注主体对意义感知的历史。     

从《格萨尔》看古代藏族的战神崇拜

本文认为战神是英雄崇拜的产物，出现于部落战争时代，随后又有其他原始神灵进入战神行列，被当作战神对待。战神崇拜是部落战争时代人们共同的心理需求，这种文化现象具有普遍性和广泛性。     

元代畏兀儿迁居永昌事辑

本文围绕元代畏兀儿迁居甘肃永昌之事,探讨了永昌之名的由来、历史上对永昌城位置产生误解的缘由、东迁的时间、亦都护家族得以封镇于阔端后王封地的原因,以及高昌王、亦都护双王爵位并立的原委等诸项问题.     

明朝撒里畏兀儿诸卫的设置及其迁徙

撒里畏兀儿主要源自东迁的龟兹回鹘(黄头回纥)和于阗人.明初设置撒里畏兀儿诸卫时,阿端卫在最西部,处于今新疆罗布泊周围;曲先卫处于中间,在今青海柴达木盆地西部;安定卫处于最东端,在今青海柴达木盆地中部.后因内乱和外患,诸卫先后废弃,余众迁徙至河西走廊的西南部,成为裕固族的祖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