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前后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实行了在军事上不抵抗,在外交上依赖国联的政策;在对日交涉问题上,经过了由反对“直接交涉”到主张日军退出占领区后在国联“照拂”之下交涉的过程。在国民党中央政府会议第二九七次会议前后,即锦州危急的形势下,南京政府开始标榜“抵抗自卫”,但“抵抗”还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只不过是一种姿态而已,其对日妥协的政策仍没有改变。     

试述张学良处理“九·一八”事变主张的变化

“九·一八”事变前夕,张学良向南京政府提出了“武力确保东北”的主张,但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明令张学良对日采取“不抵抗政策”。“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对事变的处理先后经历了“与日本政府交涉解决”、“依国联公理解决”两个阶段。然而,随着日军对东北侵略的不断扩大及对日本政府和国联幻想的破灭,张学良对事变的处理又回到了“武力解决”一途。但由于蒋介石对中继续推行其“不抵抗政策”,张学良在向蒋求战不成、求授不得的情形下,被迫下野出洋。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中始终未能突破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篱樊,其根本原因在于受“抗日须全国一致”（实质上是主张由南京政府统一领导抗日）思想的束缚。     

"九·一八"事变前后《申报》爱国活动述评

"九·一八"事变前后,近代中国发行时间最久、影响最大的报纸<申报>始终站在爱国和正义的立场上,通过时评深刻揭露日本发动事变的侵略野心和本质,质疑和抨击南京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严厉批判国联及李顿调查团向暴力妥协的卑鄙行为.在维护国家和民族尊严、唤起民族觉醒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方志敏与皖南革命斗争

方志敏在皖南特委的创建、皖南新区的开辟等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他曾率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进军皖南,亲临指导皖南革命斗争。由于诸多原因,导致进军皖南失利。在狱中,方志敏就失利原因进行了深刻的反思。然而,进军皖南的失利,人们容易淡忘方志敏在皖南革命斗争中的贡献。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分析、研究和评述这段历史,是对方志敏最好的纪念。     

干涉唐太宗私生活的人

归还美人贞观之初的某一天,唐太宗很高兴,散朝之后请了门下省的副长官王珪等几个大臣喝酒。王珪是前太子李建成手下的大臣,玄武门事变后,他也跟唐太宗李世民是唐朝的第二位皇帝,他虚心纳谏,厉行俭约,轻徭薄赋,使百姓休养生息,各民族融洽相处,国泰民安。在个人私生治方面,他也注重听取大臣的意见。     

压力与从众视角下的农民生男偏好——基于皖南H村的实证研究

本文在实证调查所获得的材料和经验基础上,详细分析了在一个具体的时空场域中农民的生男偏好现象,并检视了相关理论解释的适用性.认为压力与从众是村民把生男意愿转变为生男行动的催化剂,并进一步强化了其生男动机和行为,导致性别比偏高.     

皖南农村人口形势与影响农民生育行为的因素

利用皖南两县五村的社会调查数据,可以分析农村人口变动以及影响和制约农民生育行为的社会文化因素。在所调查的农村中,人口自然增长已出现零甚至负增长。加之人口外迁,人口增长呈绝对下降趋势。偏好男孩的传统观念是影响农民生育行为的最重要因素,但从长远看,该因素对提升生育率的作用是有限的;抚养小孩的成本日益提高以及观念的改变已成为制约农民生育行为最重要的结构性因素。这两个因素是市场经济和工业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对农民生育行为制约的长期性作用不会因计划生育政策的改变而改变。     

皖南乡村旅游的环境影响研究 —以西递、宏村为例

乡村旅游是旅游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皖南乡村旅游特色鲜明,景点多,品位高,发展潜力大。随着当地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其面临的环境问题也日益突出。文章以西递、宏村为例,分析了皖南乡村旅游开发对当地自然生态环境、经济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和生活环境的影响,提出了切实可行的环境保护策略,以提高皖南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论马嵬事变

发生在唐玄宗出亡途中的马嵬事变,具有相当的偶然性,由于玄宗权威的下降,粮食供应的短缺,引发了禁军的哗变,左龙武大将军陈玄礼得到太子的支持,将禁军的怒火引向宰相杨国忠以保证玄宗的安全。事变造成了玄肃之际权力的更迭,对于肃宗及以后的中枢朝局造成了直接的影响。     

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与陈济棠谈判的影响

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与陈济棠谈判的影响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首先,在“福建事变”过程中,由于涉及与十九路军的关系,而共产国际的指示并不统一,这就影响到中共中央的决策。其次,“福建事变”失败后,共产国际不断总结经验,并不排斥与广州方面谈判,但驻华代表还是发生争执,中共中央也没有采取行动。最后,随着反“围剿”严峻形势的逼迫,中央红军突围在即,机遇稍纵即逝,中共中央比较积极主动地与陈济棠进行接洽;共产国际在得知后,明确表示支持且对谈判的尺度、条件等给予指示,最终促成了和谈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