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宣战诏书”:缘起、逻辑与诉求

义和团战争是近代中国最具标志性意义的大事件,困境中的清廷竟然敢向全世界宣战。其实,如果仔细排比新旧史料,我们很容易发现这个所谓"宣战诏书"的真实用意并不是宣战,而是一种外交立场,外交姿态。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选择

面对"九·一八"事变所导致的空前严峻的国难.每个知识分子都作出了不同的救国选择,走出了不同的救国之路.文章以邹韬奋、胡适、翁文灏、梁漱溟的救国选择为代表来分析自由知识分子的救国之路.     

李白与皖南

李白是皖南诗歌史上的光辉旗帜。他写于皖南的诗有150多首,清新明丽,自然朴实。与皖南山水人文高度契合,使皖南山水名胜增色,被后世奉为典范。本文简要介绍李白与皖南关系特别深的代表性作品,分析其风貌特征及与皖南山水人文的内在联系。     

《东北史纲》:中国史界第一部东北地区史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在民族危亡之际,面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傅斯年深刻意识到反抗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首要任务,因此,针对日本"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领土"的谬论,他联合史界学人撰写《东北史纲》一书。《东北史纲》是日本侵占我国东北后,中国史学界出版的第一部东北地区史,用铁的史实证明东北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之一,为民族和国家的完整与独立做出一份贡献。     

普济沧海竞风流

1949年6月，皖南行政公署发布民卫字第一号指示，接管各县城所在地卫生机构。1951年皖南人民行政公署徽州专区卫生科正式成立。1983年9月徽州地区行政公署进行机构改革，设卫生局。1989年正式改称黄山市卫生局。     

也谈"九·一八事变"的后果

"九.一八事变"对日本内政外交产生了重大影响.由于张学良采取"不抵抗方针",东北军不战而退,仅仅四个月就使东北全境沦陷,而日军占领东北的代价微不足道.东北的快速沦陷助长了日本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结束了日本协调外交与政党政治,刺激军部实施新的对华扩张行动,使得中日两国发生全面冲突的危险性大大加剧了.     

“九·一八”事变后英国、国联对日政策演变

英国和国际联盟如何应对"九·一八"事变,对当时局势的演变具有重要的影响。"九·一八"事变之后,英国的远东外交政策发生了积极的变化,国际联盟也做了维护和平现状的努力,但是英国的远东外交和国际联盟的努力终告失败,原因就在于它们始终停留在"不承认"政策的阶段。     

试论“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社会的性质

关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社会的性质,史学界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另一种认为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第一种是近几年提出的,是一种新认识、新观点。第二种是史学界长期以来的认识,符合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社会的基本状况。本文仅就第二种观点谈几点看法。     

传闻与现实:庚子两宫“西幸”中的诸臣反应

光绪二十六年七月,慈禧携光绪帝后及大阿哥等人仓皇西逃,这一举动被称作"西幸"。在"西幸"前,李鸿章、刘坤一等人曾联衔劝阻,张之洞等人则反对列衔。双方争执日久,最终密奏没能送达两宫手中。两宫西幸后,打听两宫所在及扈从、留守情况成了重中之重。两宫在太原驻跸一月,又欲"幸陕"。对于两宫行止,官员间意见相左。两宫"西幸"对议和关系至要,也使群臣产生分歧,对晚清政局影响深远。     

满人封疆大吏崧蕃与庚子西巡前后的陕甘政情

庚子西巡中西安成为"陪都",地位顿时凸显,陕甘总督和陕西巡抚因之更加重要.研究表明,庚子年陕甘总督由湘军大将魏光焘突然过渡到满人崧蕃的内情和影响颇不寻常.这既与魏光焘勤王不力不无关系,也是慈禧太后彼时更信任旗人的鲜明体现,还与复杂敏感的董福祥善后问题密切关联.与庚子年"惩处"董福祥问题已经较为清楚不同,辛丑回銮过程中的二次"惩董"问题尚扑朔迷离.崧蕃与曾经的西北大员、现任军机大臣荣禄和鹿传霖主张用怀柔之法,而袁世凯、刘坤一、张之洞等东南督抚力主处死董福祥,各方都有过刀光剑影的秘密运作.庚子西巡期间陕甘总督的人事变动和董福祥问题的处理结果,预示着湘系式微、满回增强的权势转移和政情变化,正在陕甘地区悄然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