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无知”的智慧:哲学当代复兴的重要起点

"自知无知"乃智慧之母。但现代人最容易遗忘的正是人的这一与生俱来的"无知"本性。这种遗忘无论对于哲学的发展,还是对于人们健康的价值体系和社会秩序的生成,都带来了严重后果。这使得重温"无知"的智慧,已成为当代哲学不可回避的课题。"无知"的自觉,既是当代哲学自我理解的重要维度,也是价值规范当代重建的重要条件,还是良好社会秩序的重大思想前提。这一切表明:重温"无知"的智慧,已成为哲学当代复兴的重要起点。     

论金前期社会秩序的失范与重构

金代前期随着政权的更迭,女真内地及辽宋故地均出现社会秩序失范现象,这种失范主要表现在传统权力体系遭受破坏,社会信仰危机显现,民生困顿、经济凋敝等多个方面。针对这些问题,金朝官方和民间社会都采取了一系列有助于社会秩序重构的措施。金代社会秩序重构的官方路径主要在于强化国家对社会的控制能力。民间路径则以人伦亲情重构为重心,扶危济困,恢复民间信仰等也是必要手段之一。金代前期社会秩序重构的过程是一种由无序向有序过渡的渐变的过程,而旧辽、旧宋传统的儒释道思想及一些地域信仰也在其中助力匪浅。     

论特大型城市社会秩序的重构

处于转型发展中的特大型城市,社会秩序面临着社会极化效应凸显、风险增加,社会情感沙化、底线失守,社会结构固化、流动渠道堵塞,社会矛盾多发、冲突加剧等突出问题。所以,特大型城市迫切需要通过社会秩序的重构为其发展营造文明和谐的社会生态环境,促进其可持续发展。特大型城市社会秩序重构的核心是制度建设,社会制度建设既要遵循公平正义和开放包容的原则,更要突出诚信、规则、共识的制度要素。同时,在特大型城市社会秩序运行管理中,要建立起一个以法律运行的道德整合机制为基础,社会调控机制、社会预警及应急机制为手段的社会秩序自我调适系统。     

社会秩序的建构取向与顶层设计方略

社会秩序的建构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取向:"扩展"与"组织"。由此而形成的"扩展秩序"和"组织秩序"各有所长,在人类历史中互有消长。随着社会发展节奏的不断加快,社会作为一个复杂大系统在整体上所要求的秩序类型明确指向了"扩展秩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整体秩序的"扩展"有着需要我们去遵循的原则,而这些原则对于我们今天的"顶层设计"方略而言,有着一种方法论层面的启示。     

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研究述评

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研究一直以来都是学界关注的重点内容之一,学者们为此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成就卓然。文章通过对目前国内外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梳理,指出通过引入身份认同理论,把群体或个体的意识和行为同文化和社会结构因素联系起来,从综合性、历时性的动态视角来研究民族问题,并由此总结出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变迁的规律或机理,将会更好地服务于现实社会。     

重构“社会联结”:互联网何以影响中国社会的基础秩序

社会秩序是社会结构与制度的基础,随着社会构成变动而发生改变,在中国社会变迁的背景下反映出最基本的社会整体性变革。本文从个体、组织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改变出发,探讨互联网作为新的"社会联结"要素,对单位制、城乡格局、政治参与、公民权利等的冲击,从一个侧面阐释互联网在实践层面上如何部分替代原有介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联结要素、改变传统的资源分配模式、强化个体权利生成的可能性,并最终促进社会各部分之间的新型协作与互动关系。     

治理的发轫与嬗变：中国历史视野下的考察

国内学术界一般以西方学术发展史作为背景，把治理作为一种社会互动来进行研究。中国历史视野下的治理，发轫于中国社会生活，其内涵最初主要是为了获取生存资料，即有收成才能够形成秩序也就是治理。从“乂”这个象形文字来看，乂就是治理，其原意为“收割”。不过，围绕生存资料的生产和分配逐渐产生了更加丰富的社会权力关系，而巩固和拓展这种权力关系则使得构筑更加严格的秩序成为必然。神秘感是构筑秩序的重要依据，而赋予仪式以神秘感的则是觋、巫等知识群体，他们将天、帝、王、人通过仪式联系在一起，建构起一套以礼为基础的秩序。但是，西周末年，觋、巫的神秘感被世俗的君权摧毁以后，“君臣秩序”以及由此构筑起来的社会秩序都被颠覆，从而导致“君臣之礼既坏”和“礼坏乐崩”的情形。“以智力相雄长”不仅表现在王室内部、诸侯之间、社会层面上，而且也表现在知识分子身上。从此以后，士绝大多数以追逐爵禄而骄天下为荣，以至于两千多年来一直存在“士贱而君肆”的情形。“君士互动”的治理模式，正是随着神秘主义的礼的崩溃而崩溃的。     

从“孔颜之乐”看中国伦理文化的德福之道

道德品质及其行为应配享幸福,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与人的内心和谐,这是每一种伦理文化自我道德完善的实践目标及伦理信念。无论对于渴望个人自我实现的自由平等的西方伦理文化传统,还是追求天人合一与和谐社会的中国伦理文化传统,既有相互联系的普遍伦理诉求,也有其自身独有的实现“德福一致”的伦理路径。在中国先秦时期,与道家返璞归真的自然幸福论不同,儒家的“孔颜之乐”内在地包含了“仁者爱人”、“仁民爱物”的怡然自乐的幸福,但它们同样作为先秦伦理文化德性幸福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正统儒家“大一统”的政治伦理的整体建构,演进到宋明理学正统儒家为主、释道为辅的德福之辩,发展到现代境遇中儒释道伦理文化融合的必要与可能,“孔颜之乐”不仅构筑起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传统,也为现代中国伦理文化的德福之道的建构提供了重要的伦理启示。     

人格的陷落与拯救——孔乙己形象新探

在“人吃人”的文化背景下 ,作为下层文人的孔乙己成为整个社会网络和文化结构中的“弃子” ,面对整个社会的精神围剿和人格虐杀 ,孔乙己在荒谬和错位中进行着自我拯救 ,这种拯救不可避免地陷落到笑料和毁灭的境地     

社会进步与社会秩序的重建——从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看中国模式的生成逻辑

在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中,包含着一个关于社会进步与社会秩序及其相互关系的深刻的理论说明:(1)社会进步的路径有其规律可循,同时社会进步的具体展开过程又是开放性的。(2)人的尺度、物的尺度和人与物相统一的尺度是衡量社会进步的三个基本尺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衡量社会进步由其主导性尺度,同时尺度又是多样性的;不同种类、层级的进步尺度之间既可能是和谐兼顾的,又可能是矛盾冲突的,而且和谐兼顾与矛盾冲突往往相互交织。(3)社会进步的人的尺度与物的尺度之间的复杂关系,折射出社会进步与社会秩序之间的复杂关系;社会进步对社会秩序的作用具有内在的不确定性,既有积极的重塑作用,又有消极的破坏作用,而且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往往相互交织。(4)不但社会进步的物的尺度与人的尺度存在复杂的关系,对这两个评价尺度的评价也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对于尺度本身的评价,既要处理好现实评价与理想评价的关系,又要处理好道德评价与历史评价的关系。这个理论说明对于我们认识中国模式的内在生成逻辑具有重要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