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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2)
传世文献中,关于祭、祀、祷、祠、祭祀、祷祠等用语和礼法,都有明确规定。祭祀是正祭,为四时常祭;而祷祠则是"非常之祭",即散祭,是因事起祭的临时行为。祭祀的规格高于祷祠。祷是为了解除灾难,它在祠之前举行,而祠则在得偿所愿之后举行,是对祷的还愿之祭。楚简所见的宗教活动中,有固定的"祭祀"行为,而不仅仅只有"祷祠"。楚简中的"内斋"和"野斋",与儒家祭礼中的"致斋"和"散斋"可以对应。所以,将楚地出土的这类简牍命名为"卜筮祭祷简"比较合适。通过楚简、秦简和汉简中关于祭祀、祷祠的用词频率统计,可以分析出,秦人的"祠"就是礼制中的祭祀。此前学者将秦人的"祠"与"祭"对立起来,并由之引申出秦人重实用、重政治,楚人重巫鬼、重祭祀的结论,并无根据。 相似文献
12.
夏楠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4):77-82
通过对浙江德清县防风传说的追溯,借由神话仪式学派的理论,可以窥见防风传说的原型源于稻作农耕中的祭祀仪式。由于大洪水的降临,祭祀中的巫术失效,而逐渐蜕变为神话传说。在民间的防风传说讲述中,尽管其内在结构与象征性都暗合了大禹传说,承继了传统政治文化空间中的卡利斯玛精神,但是作为隐藏在地方的民间传说,则以喊冤的形式,表达了民间对中心权威的反抗。这一过程,折射的是防风传说的民间性转化。 相似文献
13.
14.
15.
社火产生于原始的宗教信仰,来源于对古老土地与火的崇拜,是随着原始的祭祀活动而逐渐形成的,它与祭祀有着一脉相承之处。古老的祭祀活动的核心是其作为巫术的思维模式——巫术直观。巫术直观是原始人与世界万物之间的直接沟通,其中,世界万物成为人的生命活动的象征及象征符号。社火作为祭祀,首要的是相信神灵的在场,并向其献祭,于是,社火、脸谱、服饰、道具、演员、红布条、铳炮锣鼓,一切与社火有关的事物自然具有了神灵的神力,并可以独立存在,成为神灵的象征符号。 相似文献
16.
17.
汉代民间的鬼神祭祀并非单纯地以祈福禳灾为目的,它还包含有以祝诅等巫术伤害他人,被伤害者甚至有可能是最高统治阶层。祭祀中害人巫术的存在,无疑会对社会治安、统治阶层本身乃至统治秩序的正常运行造成影响。面对这样的挑战,汉代的统治阶层设立严刑峻法、设置祠祝官进行抵御;而统治阶层中的知识分子将先秦以来限制祭祀规模的传统理念用于现实政治,致力于革新鬼神观念、宣扬"淫祀无福",试图在思想上对民众进行引导。 相似文献
18.
祭祀权是有利益关系的生者对死者的哀吊、追思并葆有特定权益的权利。祭祀行为、仪式及其所蕴含之身份性、人格性、财产性利益是否构成一种法权,在现代社会无疑是一种挑战。作为一种古老的风俗遗存,祭祀权的确证不仅可以明晰私权领域的权利义务关系,维护基本人伦与道德,尚能凝聚人心,形成具有民族内蕴的价值观共同体,实现家国关系的和谐融通。文章通过考察祭祀权之价值理据与权利属性,论证其独有之制度功能并就其于未来民法典中的体系化位置提出一己之见。 相似文献
19.
历史时期的济渎祭祀较早地被纳入国家祭祀的礼制系统,成为大一统皇权威仪象征体系的一部分。济渎祭祀制度在历史演进中出现了一些显著变化,隋代之前在选择济渎祭祀地点上表现出近源性趋向和利用济渎源通北海的说法解释二者合祀问题,实际情况可能是北方恶劣复杂的自然人文环境与中原王朝神政合流的政治意图导致了济渎合祀现象的形成。济渎名号的变化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王朝权力的集中化,济渎祭祀的神祠化与民间化现象在基层社会一直存在,并发展成为国家奉祀制度和民间信俗文化的重要内容。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