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明代公案小说的叙事策略及其成因——科举歧视、说唱与小说理念对叙事的影响

学界常感叹公案小说不如西方侦探小说那么引人入胜。但此类比较未能很好地结合中国文化环境，也忽略了“引人入胜”叙事方式的某些内在机制。法医学知识和细密的故事时间是破案严谨的基石。明代科举和教育体系歧视仵作，强化了文人与法医学知识的割裂。限制计时仪器的发展，因此故事时间较为模糊。说唱常渲染作案经过以强化善恶对立，史传文化按时序叙述，导致隐藏作案经过的方式散见却未成主流。拟话本的题目与入话会提前叙述后文，设置反转和悬念时易顾此失彼。虚构看似相关实则无关的线索，可强化悬念，也使重要的线索与反转更难被觉察，结局更出人意料。但明小说作者视“奇”与“通俗”为手段而非核心，所以很少虚构假线索。悬念、推理和反转多散见却未实现精致的融合。此外，中国独创的密室情节值得更多关注。     

清末科举改制中的州县校士馆与新学课艺

甲午战后，朝野议变科举的呼声日益强烈，在省及州县层面，清廷诏命酌改书院为新式学堂。各地为了安抚和安置因变书院而生计受困的老生员，留出部分书院暂改为“校士馆”。这类过渡性机构以“新学”课艺为考课形式，继续发放膏火养士。新学课艺这种知识表述形式在清末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逐渐固定下来，影响及于民国初年及以后。随着科举改制的推进，清末书院、地方校士馆这类传统的国家知识统制空间也相应发生了近代转型，而转型后的书院、校士馆，又在新学课艺的推广和近代知识的普及与引渡中扮演了不容忽视的角色。     

地域、传统与家族：明至清初建宁府科举专经的抉择

福建建宁府在明代及清初是科举中等发达地区，在福建8府中位列第四到第五位。从建宁府士子在科举上的本经选择看，《易》是最受欢迎的经典，在瓯宁、建安、建阳、松溪4县都有极高的比例；浦城县士子则主要选择《尚书》，在受特定教学资源或家族传统影响时，《诗》也有一定的影响；政和县士子也主要选择《尚书》和《诗》两种经典作为本经；崇安县的士子，则相对均衡地接受《易》《诗》《书》三种经典作为本经。在明代士子较少选择的孤经《礼记》与《春秋》中，《礼记》在建宁府影响很小，但《春秋》在建安县却保持着一定的传统，虽不及《易》，却延续不绝。地域性的资源共享、元明以来的经学传统、家族内的经学传承、错位竞争策略等因素共同影响着建宁府各县士子的本经选择。     

绍兴新制与宋诗声律探勘

《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卷首《韵略条式》保存了绍兴年间科举试诗的重要声律文献。借助计算机自动标注算法，可以发现绍兴新制主要指向“■平仄平仄”与“■仄平仄仄”两种句式，体现了南宋初科举相对宽松的声律取向。动荡的时局、长期废诗造成的规范意识缺失以及统治者的诗学好尚，是新制创立的主要原因。宋诗声律存在律法与诗法的双重层级，因此绍兴新制未对民间律诗写作产生显著影响。借由绍兴新制，可反思二四异声、拗救等重要诗律命题。量化研究与文献考证相结合，亦有助于揭示诗律演进的关键细节，重新认识近体诗律的多元面向与内在规律。     

清乾隆朝科举改革：动因、举措及影响

乾隆朝是清代进行最多科举改革的时期。为了扭转士子功利的求学考试心态与应对科场日益严峻的舞弊积习，在国力强盛与社会安定、王朝存续时段长、执政者强烈的革新意志与果敢坚毅的个性品质等综合因素的作用下，以皇帝为代表的决策者对乡试中额、会试时间、乡会试题型、考试内容等进行规模不一、程度不同、较成体系的改革，使乡会试三场考试之制最终定型，一直沿用至清末，产生了深远影响。总体来看，乾隆朝多数改革举措成效显著，减轻了士子考试压力，增加了考试的客观性、可比性与公平性，促进了清诗的繁荣发展；但改制亦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增加了士子学习与备考的负担，减少了考试的特色性、专业性与实用性。     

明代科场策问与主考官关系探析

明代乡、会试第三场考经史时务策五道，主要由两位主考官出题。因策问考察时务之特点，科场策问在必须遵守依经按传、不得讥讽时政等诸多拟题规定的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受到考官尤其是主考官个人意志的影响，体现主考官的政治意图、思想动向。虽然，明中后期，受主、客观因素的制约，考官阅卷存在重经义轻策论、试录依墨作程甚至代作程文等诸多问题，但科场策问仍然是主考官传达思想，引导士子关注实学，以及倡革文风士习的重要途径。士子是否把握考官策问意图，策答所体现政治立场与价值观念是否与考官相左，对其最终录取情况也有一定影响，有时甚至是关键性的影响。     

明清的基层教育与文会

“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是文人聚会论学的写照。文会在明清基层社会广泛存在，具有教育功能和应对科举的作用。就国家教育体制而言，官学与社学、义学是从上到下的教育体系。县、州、府学及以上为官学，县学以下由官方提倡、民间合设的是社学和义学。官学有学田，学生要通过考试才能取得入学资格。社学和义学由于财政有限，多由民间自行筹资兴办。在学校不多的乡村基层，文会由乡族人等自发设立，灵活多样。这种组织弥补着教育资源的不足，对应着国家教育制度的下行。     

论“元祐赋”：以苏门文士为中心

“元祐赋学”是“元祐学术”的内容之一。当时主张复科的苏轼等面临着来自新党和旧党两方面的攻讦和质疑。缘此，苏轼、黄庭坚在元祐期间躬身写作律赋及“效进士体诗”，并组织、教导门人写作律赋，乃是以实际行动支持诗赋取士的实现。在特定政治背景下，由苏、黄等一代文师倡导、参与的“元祐赋”，不仅仅是科场应试的工具，更兼具文学、思想和文化的价值。     

书院与官学教育——以明代为例

本文是基于与官学教育相比较，对于明代书院形态的考察。古之官学教育不同于今日专业化、职业化教育，它直接与科举制相匹配，用意在于预养未来可能的政府官员。同时，不能通过科举选拔的士子，亦可为地方乡绅，成为社会自治的中坚。这就是养士、造士。书院并非制度化的官学教育，但它教养对象的主体，却正是官学教育的生员，这一点耐人寻味。而书院则以其灵活多样的个性化教育，更能实现养士的目的。本文从师道尊严、作养士气、教育形式、人文底蕴、资金来源与生员自治等方面，重点考察了书院较官学教育的优长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