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多元主义视角下的社区福利

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单位人”向“社区人”转变,社区福利成为社会成员普遍性的需求。但目前我国的社区福利存在着行政化、非专业化等一系列问题,社区内缺少成熟的、有活力的社会团体,严重影响了社区居民对于福利的可及性和可得性。本文尝试从福利多元主义的视角,在福利服务领域引入非营利组织,并重点讨论政府的角色转变以及与这些志愿组织和社会团体的合作关系。     

解构“本土”——全球化时代本土化策略的局限

杨匡汉坚决主张本土化——但不是保守的而是开放的 ,是将他者包容进来 ,在异与变的碰撞中把本土一些相对稳定的、具有历史连续性的观念重新解读 ,以形成当代表述形式并对全球化产生的“反冲击”。孟繁华认为传统的批评方法、基本概念、关键词语已被渐次废除 ,代之而起的是他者的概念群 ,构成了当代文艺学发展的两难处境 ,但经过整合与重建 ,必有新成果涌现出来。金惠敏认为“回到主体”的对话 ,其意义仅在于使对话在预设的原始主体的前提上成为可能 ,而绝不是说在对话中虽身经百战而毫发未损的自我确认。“如果全球化是一种进攻型的帝国主义 ,那么在狭隘民族主义意识中徘徊的则是防御型的帝国主义”。李王君平认为 ,“本土化”不如“本土性”确切 ,因为前者试图“化”一切而显出霸气而后者只是提醒别忘记本土特点因而显得平和一些。“全球化背景”对中国文学理论本土性问题意味着既要从Universal(世界的、普遍的 )角度 ,也要从Manifold(多样的 )或Varied -dimension(多维的 )角度 ,将中国文论的异质性问题考虑进去。王钦峰尝试从后现代主义角度解构“本土” ,认为“本土化”的号召力是以民族文化的过去为基础的 ,其情感成份多而理性成分少 ,它可能把国家或民族推到固步自封的老路上去。林衡勋认为 ,现当     

论公民程序性权利的基本内涵

人们对公民程序性权利的认识与公民程序性权利自身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随着公民程序性权利的不断扩展,人们对公民程序性权利的理解从传统的权利救济视角发展到法律程序视角。基于不同的程序理论与权利观念,人们对公民程序性权利的认识可分为工具意义上的公民程序性权利、本体意义上的公民程序性权利和过程意义上的公民程序性权利,三者共同构成了公民程序性权利的基本内涵。     

当代西方社群主义与我国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建构

当代西方社群主义作为个人主义的对立面,积极呼吁“社群”和“公共利益”的重要性,在某种意义上与集体主义相通。本文重点分析其产生的现实背景和价值诉求,这对于恰当处理新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关系、丰富和完善集体主义价值观体系,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构建我国错案责任追究制度的立论基础

权力制约理论是错案责任追究制度近代化、理性化的科学依据 ,也是构建我国错案责任追究制度的理论基础。我国文化传统的惯性和特殊的社会结构是构建我国错案责任追制度的现实基础 ;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并重则是我们构建这一制度的价值基础     

董必武法治思想初探

董必武是新中国法治建设的先驱和奠基人之一，其法治思想经历了萌芽、初步形成到进一步发展的过程，许多内容经得起时间考验和实践验证。但是，由于历史背景、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等因素的影响，他的法治思想带有明显的法律工具主义色彩，没有完全摆脱人治的影响。这为其后继者留下了艰巨的法治建设任务和革故鼎新的空间。     

后现代主义文学与后现代主义精神

后现代主义文学从来就不是只讲破坏不讲建设的文学,只讲解构不讲重构的文学。它是对一种新的真理的寻求,一种试图恢复事物、世界以及人类的适当位置的真正的努力。由于现阶段“社会性的人”向“精神性的人”的历史蜕变还不充分,可以预言后现代主义文学还将持续一段时间。“精神主义”对“物质主义”的顽强对抗和超越,依然是21世纪世界文学的基本主题。     

WTO规则与中国法制体系的规范化

中国加入WTO ,将加速中国法制体系规范化的进程。它突出地体现在立法程序的规范化 ,法规体系的规范化 ,行政复议与行政听证制度的规范化 ,以及司法审查制度的规范化。要使中国法律法规与WTO规则相适应 ,实现中国法制体系的规范化 ,就需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人民法院诉讼管辖制度 ,改革和完善行政许可及司法救济制度 ,改革和完善行政审判制度 ,改革和完善行政处罚听证制度     

试论公诉案件庭前审查程序的完善

我国改革后的刑事诉讼审判方式吸收了当事人主义对抗制的合理因素 ,试图加强庭审中辩论的强度 ,进而实现“对抗求证、对抗求真”的目标。但是由于我们忽视了对支撑对抗制庭审的审前程序的研究 ,所以难以发挥改革后此庭审模式的优势 ,严重妨碍了审判方式改革的进一步推进。我们完全有必要在借鉴国外预审程序的基础上 ,完善我国公诉案件审前程序     

行政即时强制条件论

行政即时强制是行政法的重要制度之一 ,而行政即时强制条件的设定是行政强制制度确立的关键 ,中国宜借鉴德国、日本等国的有关制度 ,以确保行政法治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