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蒙古族赛马题材的中国画笔墨精神

中国画作品《旋风》对牧民和马的动感的表现,充分体现出蒙古人的阳刚之气和马的矫健俊逸的风骨,从而达到以形写神、气韵生动,重在画韵,次在画形的形神兼备的笔墨境界。中国画写意画的艺术语言,是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的再现。中国画笔墨是传统艺术内在的特征,是中国画语言体系当中的重要部分之一。笔墨是将画家才情全都融汇到画面的感觉之中,以手中之笔抒胸中逸气。     

给新闻插上文学的“翅膀”——浅谈新闻写作技巧

假如有人问：新闻报道是一副怎么样的“面孔”?恐怕许多读者会“异口同声”：千篇一律。确实,新闻写作程式化、模式化已成为新闻报道的一大通病,总是一副面孔,一种腔调,难以引起读者愉悦的美感。     

论唐代道教斋醮科仪

本文探讨了唐代道教斋醮的实况,认为唐代道教为履行国家祭祀的职能,促进了斋醮科仪格式的修订。道教斋法醮仪结构趋于完备,标志着道教已发展为成熟的国家宗教。丰富完备的科仪格式,规模宏大的斋醮法会,是唐代道教文化进入极盛时期的象征。     

蔡邕与唐隶

对于唐隶历来褒贬不一,宋多肯定,清则尊汉卑唐。唐代确立了蔡邕隶书至尊的地位,把许多汉魏碑刻的书碑权判归蔡、钟,《石经》及曹魏碑刻成为唐人取法的主要对象。唐以前碑刻的书写为文史书佑之职责,蔡、钟书碑多附会,《石经》及曹魏碑刻具有程式化倾向。唐隶繁荣的背后也存在着明显的弊端。对传统取法的狭义性导致了书风的趋同性,传统基因的缺乏导致了气格的虚弱.唐人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走上了繁荣隶书之路。面对积弱已久的隶书,能够恢复元气,形成时代风格,其历史贡献也不可抹杀。     

论两宋理学“观物”与理学诗类型化主题及程式化表达

"观物"是邵雍用来构建其理学体系的术语,得到了他之后两宋理学家的高度重视。因"观物"具有体悟性、识察性与实践性等特质,而具备了审美性、情感性、实践性、超越性等品格,因此,也就内在地决定了"观物"与理学家诗歌创作具有紧密联系。当理学诗人所"观"之"物"为客观实在的景物时,其诗歌因为"观物"之特质而呈现出审美性、情感性等特征;而当他们所"观"之"物"为各种事件、虚拟之哲理或者性理命题时,诗歌便呈现出哲理性、超越性等特征。由此,理学诗表现为类型化的主题与程式化的表达方式。理学诗的这一特质,说明了其具有独特的民族性品格。     

社工介入自然灾害救援的程式——以“情暖茂名社工行动”为例

2010年9月21日，“凡比亚”台风肆虐广东省西部，茂名地区受灾尤为严重。在广东省民政厅的倡导下，广东省慈善总会、广东省社会工作师联合会组织了“情暖茂名社工行动”。此次行动时间为2010年9月29日～11月30日，共有6批60名社工及10名督导前往高州市马贵镇、信宜市钱排镇，开展灾区社工服务。在前线及后方社工的共同努力下，此次行动取得了良好成效，获得了当地政府和百姓的好评。本文总结出此次社工介入灾后救援阶段的经验，与同行探讨。     

诺斯洛普·弗莱的莎士比亚喜剧批评

加拿大文学批评家诺斯洛普·弗莱不仅构建了原型批评的理论大厦,而且对20世纪莎士比亚喜剧批评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弗莱认为,莎士比亚喜剧是“绿色世界喜剧”,它将新喜剧中的主人公的胜利和旧喜剧的仪式化的死而复生结合起来,同时又加入了不同的“喜剧性解决”,最终使其成为了一种新的喜剧形式。弗莱认为,文学(尤其是喜剧)并不一定是对生活的模仿或评价,也可以是技巧的重复和程式化的写作,喜剧是高度程式化的艺术形式,人物也是高度风格化的。弗莱强调喜剧的程式化和传统,而这种传统在莎剧中是通过结构和角色来体现的。弗莱提出,必须从喜剧结构出发来研究喜剧人物,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角色功能理论”。总之,弗莱的莎士比亚喜剧批评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他对文学研究理论化的追求。     

浅谈中国画的特点与艺术规律

写意是中国画的一大特点 ,也是中国画一种总的艺术观念。它不拘泥于形似 ,不摹拟自然 ,而是着力于对事物内在神韵的把握和主观情怀的传达。中国画的表现手法 ,是以线为主的笔墨。其线条的作用 ,远远超出于塑造形体而成为表达作者观念、思想、感情的手段。诗书画印的结合 ,使中国画具有综合性特点 ,形成一种完美的程式。中国画的高度意匠 ,即以这种程式为主。其意匠手段 ,主要是有丰富的想象、超常的夸张、大胆的剪裁、高度的概括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