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是自己,锁在荒野里——细读穆旦《我》

《我》是穆旦创作于1940年的一首作品,本文试用新批评方法解读这首诗。诗中的"我"是残缺的、孤立的,隔绝于时间和空间,无法融入群体,失去那种和谐的整体性,这是现代的"我"焦虑的由来,也是每个"我"都难以逃脱的命运。诗歌对个我存在的意义、生命的困境作进行了很深的叩问与探寻。     

穆旦晚年诗歌艺术之探究

穆旦晚年的诗歌创作表现了他对生活的歌颂与向往,展示了人情、人性美好的一面。他晚年的作品突现其坚毅的精神,展示了人情人性的至善至美,较之以往的诗歌创作更注重表达内心的体验与感悟,诗风更加深邃成熟。他晚年的诗作对以往诗作既有继承,更有发展与超越,放射着迷人的光泽,书写着中国新诗的辉煌,并成为永恒的经典。     

历史“时感”中的“希望”与“控诉”——论1945—1948年间穆旦诗歌创作的精神指向与矛盾

1945年抗战胜利前后,穆旦的诗歌创作曾经历了一个短暂的高峰。但此后不久,诗人却停滞了诗歌写作一年多,专注办报,直至1947年初再次提笔,写作《时感四首》并开始又一段较集中的创作。就书写内容来看,穆旦在这几年间的写作大多可用"时感"来概括,但却并不仅仅是与某一具体时段的社会历史现实相关,也与其对战争的回忆及对"战后"的想象相关。从抗战胜利到国共内战,从在"大后方"祈盼新生活的"小职员"到北返、去沈阳创办《新报》、再到1947年重新提笔时,诗人的"时感"中大约怀有了这样一种焦虑和质疑:历史是否在循环?当抗战胜利前后诗歌创作中表达的对未来祈盼部分落空,"战后"中国又回到"战时",穆旦在此时不断生发的"希望"与"控诉"之间既构成了一种矛盾,也构成了战时中国新诗作者一种深刻的、源于经验自省和历史思考的痛苦声音。     

“三千里步行” 与穆旦的“转变”

长沙到昆明的“三千里步行”,并没有让穆旦看到中国社会的“现实”,改变他的主体性生存立场.在抗战初期“时代感情”等因素的作用下,穆旦事实上只看到“风景”.其早期诗歌中的个人与世界之对抗性关系,经由“风景”这个特殊的现代性认同装置被保存下来.内地中国社会生活的“落后”景观,也只是一种特殊的“风景”,让诗人进一步卷入现代性生存论装置深处,埋下后来的认同危机之种子.     

"归来"诗群与穆旦、昌耀等人的诗

20世纪70、80年代一批被迫放弃过写作的中国诗人的“归来”,既意味着社会体制与文艺观念对历史存在的重新接纳,也象征着中国诗歌的死而复生。这些诗人从“说真话”出发,以真切的个人经验见证了时代的错乱和灵魂的挣扎,修复与重建了人与诗的尊严,给中国诗歌史留下了无以替代的特质。其中,穆旦与昌耀等人的诗歌成就,尤其值得关注。     

试论穆旦20世纪40年代诗歌中的现代自我形象

作为九叶派最杰出的诗人穆旦,以其自身独特的生死体验并结合他所接受到的西方现代主义诗歌资源,在他20世纪40年代的诗歌创作中生成了最具反叛性和异质性的诗歌特质。他对战争背景下个体存在性的思索、对现代个人的自我异化与分裂的拷问,成为了他诗歌创作的主要构成部分,塑造出中国现代文学中独具现代性的自我形象,同时也为中国新诗的发展注入新的现代性质素。     

穆旦,一颗沉思的诗魂--试论穆旦诗歌中的玄学思考

作为一名现代主义诗人,穆旦的沉思使他超前地感受到了深远的痛苦,他以其灵魂的苦难体验上升为玄学的思考,并推之深远,达到对现代人生存困境的沉思,对生命意识和生命价值的把握,在20世纪的中国诗坛体现出无可替代的先锋性,并把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推向了一个令人瞩目的高峰。     

论穆旦诗歌翻译对其后期创作的影响

该文从诗歌主题、意象以及形式、技巧与风格等方面对穆旦前后期创作进行比较,从而揭示穆旦诗歌翻译对其后期创作的深刻影响.在此基础之上,说明外国诗歌翻译是影响中国新诗发展变化的巨大内驱力.     

论穆旦诗歌词汇组合特征

穆旦诗歌语言复杂、多义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源于其诗歌词汇的超常规组合。这种超常规组合体现为三个特征:一是矛盾词汇的配对使用,穆旦借此隐喻生命循环中种种矛盾境况;二是词汇语法功能的转换,穆旦诗歌中的名词、动词、副词等语法功能都出现了转换,这是语言"陌生化"的重要技巧之一,诗人通过语言的陌生化,寻找语言的深层结构,呈现世界的"本相";三是抽象词与具象词嵌合,这种组合方式体现了不同于古典诗歌的思维方式,体现了新批评派诗学观念。穆旦利用词汇的超常规组合创建了属于自己的语码体系,提升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品质。     

新时期穆旦研究述评

新时期以来的穆旦研究的回顾和评价。这一研究领域中的基本情况和一些有代表性的观点和方法。其中对穆旦研究中的一些热点问题如穆旦与中国古典诗歌的关系、穆旦诗歌与哲学等结合材料作出了一些综合的归纳和辨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