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索尔·贝娄小说创作的文化源头

索尔·贝娄创作的小说表现出了多种文化背景。通过分析索尔·贝娄的生活经历,不难发现他的创作思路与犹太文化、美国文化和欧洲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也是贝娄小说的文化源头。探讨与研究索尔·贝娄小说创作的文化源头的同时,也尝试探究其小说的文化品质。     

索尔·贝娄的生态观——小说《院长的十二月》的启示

贝娄在其小说中发出了生态批评的声音,其作品呈现了他的和谐生态观以及他对人类生存环境所具有的强烈的忧患意识。小说《院长的十二月》就是一个极好的例证。小说不仅表现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而且表现了人在与自然的对抗中自我的深刻异化。贝娄在小说中呼唤通过建立一种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使得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走上良性发展的轨迹,实现人对自然的"浪漫式回归"、人与自然的美好相遇。     

"伊甸乐园":《只争朝夕》中的道德冲突

“伊甸乐园”象征着快乐之地、乐土，而对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犹太人而言，美国就是他们的乐园。《只争朝夕》中的艾德勒医益是上帝的化身，而威尔赫姆则代表亚当，威尔赫姆同亚当一样因忤逆父亲／上帝而被赶出了伊甸乐园。艾德勒医生是个人主义道德的化身，他时时刻刻维护着个人利益——金钱，不愿意对威尔赫姆伸出援助之手。道德冲突的结果是个人利益战胜了亲情。尽管威尔赫姆认为自己要比崇拜金钱的父亲在道德上更为高尚，可事实是同化于美国社会的艾德勒医生继续享受在乐园中的幸福生活，而具有传统犹太伦理道德观的威尔赫姆则被驱逐出去。小说由此表现出强烈的批判性。     

索尔·贝娄小说的异化主题

美国犹太文学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岁月，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更是涌现出许多杰出的犹太裔作家。异化是他们作品中的一个核心主题，这与犹太民族特有的历史和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索尔·贝娄是对异化现象描述得最深刻的代表人物之一。本文通过对其代表作品的解读发掘出犹太民族普遍的困境与难题，同时努力展现出异化主题所包含的超越种族和国界的普遍意义。     

关于道德批评内涵的理解——从贝娄作品《只争朝夕》谈起

道德批评属于社会学批评的范畴，这是因为道德批评的功能在于服务社会，即它是从维护社会道德风尚与指引社会道德发展为最终目的的批评；这就决定了道德批评同时又是具体的批评，一方面，它是以具体文学人物的道德特征为核心的批评，另一方面它也指向作家自身的“道德偏好”，因为作家在创造自己的人物时也会带有一定的道德倾向，因此道德批评又是类型化批评。     

从《雨王亨德森》的死亡主题看贝娄的生命观

《雨王亨德森》是197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美国犹太作家索尔·贝娄的第五部长篇小说。死亡主题是贯穿小说始终的主线,死亡意识是主人公亨德森精神焦虑的根源,也是促使其踏上生命价值追问之旅的直接原因。死亡问题背后隐含着贝娄对现代人精神危机的思索,对个体生命价值的肯定。小说展现了贝娄的乐观主义生命观。     

索尔·贝娄小说的二项对立艺术初探

索尔·贝娄是二十世纪重要的小说家,文章将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和他的小说中的二项对立结构结合,从语言和意义角度阐释贝娄二项对立的主张,并且从文化角度寻找这种思维的注脚,多角度的将贝娄小说中的二项对立艺术特征加以展现.     

从小说《拉维尔斯坦》看贝娄犹太性的转变

 贝娄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拉维尔斯坦》是他根据同事、好友艾伦·布鲁姆的生平写成的一部传记性小说。小说出版后,在美国批评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称赞者认为该小说的出版是“一个惊人的成就,贝娄数年来写的最富有吸引力的一部作品”;质疑者则认为贝娄“暴露”了布鲁姆的隐私,把布鲁姆搞“同性恋”的事情给泄露了。这牵扯到道德问题,即贝娄无权“将其好友布鲁姆的个人隐私公布于众”。然而,纵观已有的评论,其关注的重点无非是围绕着暴露隐私和有关死亡、友谊、爱情等问题,将一部讨论犹太大屠杀和反犹主义这一重大问题的小说用私人化的方式给消解了。应该说,贝娄在八十四岁高龄创作的这最后一部长篇小说绝不仅仅是单纯地为好友作传,畅谈友谊、爱情和死亡,而且更是对自己的民族文化立场和价值取向的最终定位。从分析小说对大屠杀和反犹主义的表述,我们可以看出作者贝娄的犹太民族立场,即他的犹太性。     

《雨王亨德森》中的生态意识

索尔·贝娄是美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一位具有代表性的作家。《雨王亨德森》是贝娄所有小说中生态意识最鲜明的一部。小说既表现出对人类社会中物化关系的抗拒,又表现出对自然的向往,以及人自然精神的复归。     

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看贝娄小说《拉维尔斯坦》

《拉维尔斯坦》是美国小说家、197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尔·贝娄的代表性小说。借助亚里士多德伦理学解读《拉维尔斯坦》,可以发现该小说体现了幸福在于沉思的生活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