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艺术史体例与史料关系研究

史学体例与史料紧密关联,有什么史料就有什么史学体例;反过来,史学体例也决定了选取什么史料。当今中国艺术史学的建构需要有符合自己文化史学系统与学科范畴的史学体例,依据自己的艺术史料建构史学体例,避免用西方现代思想体系和西方的史学体例代替中国文化史学系统和史学体例,也不依照"他者"体例来框选史料,这是构建中国艺术史学体例的根本。中国艺术史学的体例是在中国文化系统与艺术学理论学科范畴中建立起来的史学的体例,一旦体例确立就需要寻求新的"整合复数"史料形态的脉络与秩序,使整合复数形态的史料与史学体例之间构成互为相塑的关系,在这种互为相塑关系的结构中形成基于艺术学理论的中国艺术史学观。     

社区自组织的发展及其作用的调查研究——以南京市秦淮区L社区为例

随着城市基层结构的不断改革,社区的治理由原来的居委会为主体逐步转变居民、社区自组织、居委会一同治理的多元格局,从而带动社区更好地发展。本文通过对南京市秦淮区L社区内自组织的发展的调查,以具体典型自组织的发展历程来分析社区自组织给社区带来的提高居民参与度、凝聚力,加强社区治理的作用,同时也分析了项目存在的居民对自组织不是很了解,自组织意见领袖稀缺等不足。     

非正式组织视域下高校辅导员工作室的建设路径研究

高校辅导员工作室拥有其自身的特点,在新时期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中具有突出的时代价值.在向高阶迈进的过程中,高校辅导员工作室存在着政策支持不到位、评价导向作用发挥不足、内部规范性和约束力弱化、辅导员"自为"激励动力不足等问题.因此,文章立足非正式组织视角,在分析上述问题的基础上,试图从精准把握建设原则、完善外部支持系统、强化内部运行机制、发挥评价导向作用等方面,提出高校辅导员工作室构建路径.     

“没奔头”领导干部的行为趋向与化解艺术

领导干部"没奔头"集中体现为思想悲观消极、工作敷衍了事、行为任性偏执。领导干部"没奔头"的主要原因在于领导干部个人思想觉悟不高、组织对领导干部缺失关怀、领导干部职业晋升压力过大等。针对"没奔头"领导干部,各级组织部门可以通过增强组织对领导干部的关心关怀、努力拓宽领导干部职业上升渠道、适时适度为领导干部提供挑战性工作等方式加以管理。     

我国有组织犯罪企业化的现状、特点及原因初探

经过30余年的发展演变,我国的有组织犯罪已呈现企业化发展趋势。综合分析我国有组织犯罪企业化转型的过程与表现,可以发现有如下主要特征:企业化转型主要表现为有组织犯罪的企业化和合法企业的有组织犯罪化两种模式;企业化的有组织犯罪在组织形式上表现为利用企业或商业组织进行犯罪;企业化的有组织犯罪外部控制能力更强,社会危害性更大;企业化的有组织犯罪行为更具掩饰性,查处难度增大。我国有组织犯罪企业化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犯罪市场化以及由此所必然导致的犯罪组织化是有组织犯罪企业化转型的根本原因;我国转型期社会环境及制度缺陷是促成我国有组织犯罪企业化转型的重要因素;与企业制度的高度相似性为我国有组织犯罪企业化转型提供了前提条件。     

政治文化整合视角下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研究

在推进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中,政治文化的现代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政治文化也分析其现状及所存在的问题,并从经济、文化、教育等角度展开民主建设进程中整合政治文化的路径分析,以期对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一些可资借鉴的因素。     

社会组织形成与发展中的政府角色

随着我国社会组织数量的激增,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成为制约社会组织发展质量的关键因素。社会组织既是创新社会治理的主体之一,其快速发展本身也被当作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内容。在社会治理创新过程中,政府毫无疑问扮演着主导者的角色,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也应该主导社会组织的组建。政府过于积极地主导、甚至"操办"社会组织的组建将会违背社会组织发展以及社会治理创新的初衷,也不利于政府自身的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政府不应该是社会组织组建的主导者,而应该是社会组织形成与发展的引导者。     

落实干部选拔任用条例 做好新时期组织人事工作

干部队伍,很大程度上代表了组织的整体形象。作为承上启下的关键点,它决定了这个组织的政令是否畅通,运转是否高效,制定的计划能否得到执行,总体的目标能否得以实现。如何落实《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打造出一支廉洁高效、勇于担当、善于创新的新时期干部队伍,我们的组织人事部门需要履行好自身的职能。     

立法程序的二元结构论:基于组织视角与个人视角的转换

当前对立法程序所形成的“法案的提出、法案的审议、法案的表决和法案的公布”四个显性立法程序的基本共识,不能全面解释立法运行过程的真实性。原因在于实践中至少还存在着“立法规划/立法计划、法案的起草、法案的审议、适用解释”四个隐性立法程序。其中的逻辑主线表现为显性立法程序与“组织”相勾连,隐性立法程序与“个人”相勾连。《立法法》条文以“组织”视角所建构的显性立法程序和立法实践以“个人”视角所探寻的隐性立法程序共同构成了立法程序的二元结构。从纯粹立法学问题的解释选择问题着手,所建构的立法程序二元结构,需要在“组织”和“个人”两种视角中循环联动,实现视角的融合,以扩张既有的理论解释力,争取最大限度的接近立法运行过程的真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