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雀东南飞》英译策略对比研究

本文以《孔雀东南飞》亚瑟·韦利、许渊冲和汪榕培译本为研究对象,从"句式结构、中国文化负载词和修辞"三个方面,对三个译本的翻译进行了探讨。对比研究了韦、许、汪分别采取的归化异化策略与各自译本的表达效果,总结了归化异化策略在中国古代叙事诗翻译中的具体运用原则。     

论风险社会语境下司法的风险预防功能

当下我国司法承载着重要的社会治理功能。随着以风险社会为代表的现代性危机的到来,司法究竟如何应对已是无法绕开的话题。我国司法以平息纠纷为现实导向,以追求正义为价值目标,但是这二者都缺乏对全社会层面风险因素的考量。而司法所具备的程序正义和判决说理等特征使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风险治理功能,也有道德上的合法性。基于此,我们要充分发挥司法环节的风险治理功能,未来应当在运用司法政策提高法官风险预防意识,厘清法院和风险规制机关的关系,充分激励风险诉讼等方面做出改变。     

后全面小康社会我国贫困治理的任务变化与政策转型

2020年我国脱贫攻坚战进入决胜之年,2020年以后我国贫困的特征和治理任务将发生重要变化,必须在保持贫困治理政策必要的稳定性、连续性、过渡性的基础上对其进行适时调整,实现"五大转变":贫困治理的政策目标从消除绝对贫困向治理相对贫困转变,政策重心从超常规社会动员向常规制度化治理转变,政策工具从运用强制性工具为主向混合性工具为主转变,政策类型从福利型政策为主向发展型政策为主转变,政策选择从财政直接减贫为主向发挥杠杆作用为主转变。为适应这些转变,需要实施加强易地扶贫搬迁的后续支持、优化东西部扶贫协作与对口支援方式、对现有的扶贫政策进行分类梳理、加强减贫政策与乡村振兴发展政策的衔接等具体措施。     

公司治理的性别视角:董事会性别结构对上市公司违规行为的影响

近10年来，尽管多个国家和地区制定或者修订法律对上市公司（公众公司）董事会中女性董事的数量或占比提出强制要求，但既有研究长期未能就女性董事对公司表现的影响获得一致结论。为验证由于女性加入董事会是否有助于优化公司治理，本文采用Logistic回归法探寻女性董事相关变量与公司是否违规之间的关联性。研究结论证实女性董事占比增长有助于预测公司治理表现，同时也表明女性董事与公司治理的相互关系需要在董事会的性别结构和实际运作中进行具体分析。采取政策工具推动女性参与上市公司董事会虽具有积极意义，但是政策的制定应着眼于平衡董事会性别结构和增强女性董事意见的影响力，从而促进政策目的与公司目标的融合发展。     

村民自治的运行难题与重构路径——基于一项全国性访谈的初步探讨

村民自治作为党和政府着力推进的基层民主实践,其有效运行的难题一直备受各方关注,不同的研究者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根据对最近一项全国性访谈材料的初步分析可以发现,村民总体上对当前村民自治运行的评价不高。具体表现在,村民对民主选举中的拉票和买票等行为表示反感;对村民自治中的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评价较低;对村民自治的民主监督环节,村民不仅认知不足,其在实践上也多有缺位。导致村民自治运行难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为深层的原因在于,村民自治所处的外部框架及其在实践中的结构性失衡,难以应对急速变迁的乡村治理生态。因此,近期现实的思路,应是从治理重构的高度检视各地村民自治的运行状况,并努力寻求符合各地村情民情的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形式,从而提高村民自治的运行绩效。     

论休闲中的人际交往及其伦理构建

休闲在人际关系中展开,通过人际互动体现出人的"类"本质,实现"群体"的共在。理想性的休闲应是人际性的回归,使人际关系全面展开,是人际交往的生动空间,是人际和谐的构建模式。然而,现实生活中的休闲交往出现了特权化、功利化、唯我化、虚无化的异化状态。要形成休闲交往的良性秩序,就应建立平等和谐的休闲交往关系,完善休闲交往主体的角色责任体系,推行文明的休闲交往礼仪规范。     

风险社会、社会资本与国家治理法治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实境遇”与“成长阶梯”

风险社会的到来及其对人们价值观的影响,是当下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无法回避的现实境遇。化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现实风险,需要积极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中的社会资本存量,而要累积社会资本,实现国家治理的法治化是必然选择。当下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必须通过强化法治教育、转变治理模式、完善相关机制、促进社会组织发展的法治建设等途径,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奠定坚实根基。     

县级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的制约因素与提升路径——基于河南省四县的调查与思考

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政府社会治理现代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我国县级政府社会治理能力总体状况不容乐观,尤其是在社会组织培育、基层自治指导、社会治理方式创新等方面能力不足。当前制约县级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的主要因素不仅包括县域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等外部环境,还包括社会治理理念、政府管理制度等内部要素。县级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应从创新社会治理理念、完善政府内部管理制度、优化社会治理工具三方面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