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念、制度、技术:三维视角下我国社区矫正的完善

社区矫正代表行刑发展的潮流与趋势.应从理念、制度、技术三个维度完善我国的社区矫正.理念层面,应确立行刑人道、行刑社会化、恢复性司法、行刑民主等理念,以消除社区矫正的观念障碍;制度层面,应完善刑罚体系,完善假释制度,扩大社区矫正适用范围,建构科学的执行制度,以克服社区矫正发展的瓶颈;技术层面,应实施社区矫正矫前调查工作,建立社区矫正评估体系和风险控制机制,以增强社区矫正的有效性.     

美国的性罪犯社区通知制度

一张严肃的卡片 回家的路上,我如往常一样查看信箱,发现信箱里有一张白底黑字的硬卡片.这张卡片看起来比平时收到的广告信件严肃得多,上面赫然印着一名黑人男性的登记照,并注明了此照片的具体拍摄日期.卡片上还有此人的详细信息和外形特征,包括姓名、生日、家庭住址、性别、年龄、种族、身高、体重、头发颜色、眼睛颜色、疤痕和文身等.     

封建制罪犯教育儒家化及其现代启示

在我国封建制监狱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儒家思想对罪犯教育发展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形成了我国封建制罪犯教育极其鲜明的儒家化特征。研究封建制罪犯教育儒家化特征及其本质对促进我国罪犯教育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借鉴意义。     

教育转化法轮功罪犯之我见

当前,狱内关押的法轮功罪犯的构成出现了许多新特点,教育转化法轮功罪犯面临严峻的形势.要努力构建融管理教育为一体的教育转化工作体系,建设一支高素质的专管民警队伍,为深化教育转化工作提供坚强有力的组织保证.     

切实注意德育与心育的区别认真抓好罪犯的思想转化与心理矫治工作

目前,全社会都非常关注人的心理问题,心育在人的发展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心育的重要性可以说与日俱增.罪犯心理矫治工作在监狱改造罪犯的过程中也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和得到应用.但同时,心育与德育的关系也众说纷纭.有人认为心育是德育的一部分,被称为大德育;有人认为口育是心育的一部分,被称为大心育;也有人认为心育与德育相互独立,被称为二元论.     

我国服刑犯权益保护现状及问题解构

我国已形成比较完备的罪犯权益保障体系,但现行狱政管理制度仍存在诸多问题。通过结构存在的问题旨在引发理论及实务界对完善监狱人权保障的探讨及实践。     

对未成年人犯罪引入“社会服务令”制度的思考

未成年人犯罪已经成为日益突出的社会问题,在对待未成年人犯罪刑罚的问题上,司法机关考虑未成年人在心理和生理上的自身特点,片面追求保护的力度,轻视刑法的惩罚教育作用,在未成年人犯罪的定罪量刑上过多使用缓刑或单独处以罚金等刑罚,导致部分案件罪责刑不相适应,量刑畸轻,对未成年人达不到应有的威慑和惩罚作用,致使教育感化未成年人的目的达不到,反而纵容未成年人再次犯罪。因此,我国应引入英国等国家的"社会服务令"刑罚制度,以我国的国情为基础,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社会服务令"制度,以便在惩罚和保护未成年罪犯两方面达到一个平衡,既矫正和帮助未成年人成长,又在最大程度上保护未成年罪犯的权益,并最终实现社会利益与未成年罪犯个人利益双赢。     

在押罪犯生育权问题研究

随着社会的发展,生育权实现了从身份权到人格权的转变.作为一项人格权,人人享有生育权,在押罪犯也不例外.我国法律对在押罪犯的生育权规定一片空白,实践中在押罪犯的生育权基本上无法得到实现.人权保障已经成为当前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在全国上下关注在押罪犯人权保障的潮流背景之下,探究罪犯生育权的法理、立法和技术层面的支撑,以及实现罪犯生育权的制度设计,以期能够对立法、司法改革有所裨益.     

从三个案例看香港社工对轻微性罪犯的辅导与介入

大多数人对于性罪犯的印象可能都是“淫秽”和“好色”,以为他们是色情狂,日常对色情信息有特殊爱好,时刻都在想着与性有关的事情.然而事实究竟是否如此呢？就笔者的工作经验而言,犯轻微性罪行的人士大都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反而大多是有不同程度的性压抑和明显的社会心理缺失.笔者在香港曾担任罪犯感化主任,职责是给予犯罪者在社区中改过的机会时,对他们做出社会心理评估,了解他们在家庭、经济、社交、就业、健康和经济等方面的情况,并向法院做出判刑建议.根据系统理论,人是活在环境之中的,而生活是由很多系统交织互动而成的,要是其中一个系统出了问题,其他系统就会同时失衡.事实上,在轻微性罪犯的个案中,很多犯罪者渴求的不单是性,还有爱、亲密、自由和快乐等.所以,在轻微性罪犯的感化报告中,我们常会将其犯罪行为归因于他们的一些生活困难,例如患病或家庭关系出了问题,使他们要通过犯性罪行来“满足（没有被满足的）渴望”.     

浅析我国社区矫正制度——以太原市迎泽区为例

我国的社区矫正工作正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前进。太原市迎泽区的社区矫正工作存在着诸多问题:如使用频率偏低、软硬件水平落后、监管乏力、队伍素质不高等。解决问题的具体策略如下:建立行之有效的、相互配合的工作机制;建立一支专业的社区矫正工作队伍;建立帮教基地,潜移默化中改变服刑人员;建立判决前的人格调查制度;加大基金投入,提高矫正机构的软硬件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