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曜考据研究

侯曜是我国上世纪二十年代著名的“校园剧”作者,和二、三十年代新派电影编导与重要的电影理论家,然而长期以来却因为“边缘化”而被部分“模糊”或“遮蔽”。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考证侯曜1924年毕业于南京东南大学教育专修科,是南京最早的社会主义青年团负责人之一,他酷爱戏剧,热衷电影,为人生而艺术,因编导抗战电影1942年被日军杀害。     

《金史·赵秉文传》考误

赵秉文是金代著名理学家,其事迹列于《金史.列传四十八》。通过对赵秉文《滏水集》以及与其同时代人的文献的考证可知,他出守宁边州的时间应为大安二年而非泰和二年,这是本传的错讹。《山西通志》、《中国大百科全书.历史卷》以及《中国文学大辞典》等有关赵秉文的条目也是以讹传讹。赵秉文并非《中庸指归.序》的作者。     

国难之际的史学遭遇——以1931—1937年的“通史”编纂为例

新式“通史”的书写是二十世纪初期“史界革命”突破的一个关键点。既有章太炎、梁启超等时代巨子的积极倡导,又有由清末学堂改制所催生的编纂新式教科书的大量需求,“通史”写作由此走向学界中心。然而到了三十年代,学风为之一变,以史语所为代表的考据势力开始主导学术潮流,通史的编撰随之退为边缘。但在此期间,伴随日本入侵危险的日益加重,国难笼罩下的民国史学界的通史书写,实际上呈现的是一幅更加多元的图景。     

关于清经学史的若干思考

对于清代经学的性质、特点、分期和历史地位，百多年来，学术界异说纷呈。作者认为，清代的经学，总的说来是封建社会后期的经学，是宋明经学的延伸。这种经学，在内容上无疑存在矛盾的构成，但主导形态则是它的守旧性和腐朽性。“正学”与“邪说”、“心学”与“实学”、“宋学”与“汉学”、“中学”与“西学”、守旧之学与革新之学等等的矛盾和斗争，贯穿于清代经学的始终。     

古文献学的内涵与意义

古文献学是关于古文献阅读、整理、研究和利用的学问,古文献就形式而言,包括语言文字和版本形态,涉及中国古代语言文字学和古籍版本、目录、校勘、辑佚、辨伪、编纂学等。就内容而言,分具体和抽象两个方面,具体方面包括人物、史实、年代、名物、典制、天文、地理、历算、乐律等,涉及自然和社会、时间和空间诸多方面的考实之学;抽象方面主要指思想内容,需要结合语言文字和具体内容由浅入深地剖析探求。按学术性质来分,古文献学又分考据学和义理学,有关形式方面的文字、音韵、训诂、版本、目录、校勘、辑佚、辨伪诸学以及有关具体内容的考实之学均属考据学,有关思想内容的剖析探求属于义理学。从古文献的利用角度来看,涉及古文献的搜集、甄辨和对内容的正确理解;搜集、甄辨与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有关,对内容的正确理解与语文解读、内容考实、义理辨析有关。古文献学不仅对古籍整理研究有指导作用,而且是全部中国古代学科即所谓国学的基础。     

平实沉潜 山高水深——莫砺锋先生自成一家的学术品格

莫砺锋先生在古代文学研究中重视以贯通古今之变的史的观念来考察具体的问题,把宏通的视野和透辟的眼光结合起来;注重在文献、史实考订的基础上,进行审美的、思辨的研究。这就形成了莫砺锋先生自成一家的学术风格——平实而沉潜,这是一种高远的学术境界。     

传统考据与现代启蒙——关于胡适章回小说研究的再思考

胡适在1920—1936年间对一批中国传统章回小说进行了细致周详的考据。在小说考据中,胡适试图用＂科学的＂方法为建立新的中国学术范式树立一个榜样,这一学术实践,体现出胡适试图以学术研究作为中国现代思想启蒙利器的不懈努力。     

也说“回到傅斯年”

自宋代以来,人们便将学术分为“义理”与“考据”两途.就理想状态而言,当然应当是义理与考据并重;但在实践中,大多数学者都是偏重一途,而且往往以自己的治学旨趣作为评价标准,从而发生尖锐的观点对立.就总体性的人文社会科学而言,“考据”与“义理”都是认识人类社会的重要途径,“义理”的功用或许更为强大.但具体到史学研究,虽然因学者个性和研究内容的差异,既可以偏重“考据”,也可以偏重“义理”,但“考据”无疑具有更加基础性的地位.也就是说,在史学研究中,“考据”不应当是与“义理”并列的两个途径,而应当成为所有史学研究者都必须具备的自觉意识.     

清代朴学背景下的陈衍"学人之诗"诗论

清代朴学的治学态度与研究方法,对于近代诗歌的题材内容及表现手法有极大影响.陈衍对此深为关注,并在<诗话>中提出"学人之诗"之说,揭示出了一种受清代学风影响而具有近代审美特征的新的诗学范式."学人之诗"作为对近代诗歌进行研究与总结的诗学理论,根植于当时的学术背景与诗学背景;它对于诗歌内容、形式、创作、鉴赏方面的诗论,明显呈现为受朴学影响的诗学特点;它在诗人、诗歌、诗境方面的开拓意义则显示其一定的理论创新价值与质实厚重的文化品质.     

论闻一多的《诗经》研究

闻一多<诗经>研究的述学文体、理论运用、观念意识,在考据、阐释、鉴赏的结合、推进中,全面展现出<诗经>字字句句蕴含的原始生命力.在<诗经>研究中,闻一多表现出不袭旧说、直切本源的果敢,但也最大限度做到释古可信、步步为营.这对当今学界,<诗经>研究的文化人类学阐释滥觞很有警醒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