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与城市韧性耦合——基于我国285个城市的实证分析

城市承担着经济社会发展的重任,城市良性建设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随着新兴数字技术不断加深应用于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治理,以数字技术为引擎提升城市韧性水平是实现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基于此,梳理数字技术与城市韧性之间的耦合协调过程,构建城市韧性水平和数字技术发展水平指标,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Dagum基尼系数以及障碍度模型对我国285个地级市及以上城市2012—2021年的数字技术和城市韧性耦合协调发展水平进行综合测度,并探讨耦合协调度的时序演进、空间差异以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第一,我国数字技术和城市韧性整体发展水平均呈稳步上升趋势,同时,二者的耦合协调度也在不断上升。第二,我国数字技术与城市韧性耦合空间差异呈现先下降后回升的趋势,其中,华中、华北地区数字技术与城市韧性的耦合协调发展更为均衡,而华南地区的失调水平最高。第三,数字基础设施和社会韧性是影响数字技术系统和城市韧性系统耦合协调水平的关键因素。为进一步提升数字技术与城市韧性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效果,要积极搭建数据共享、标准统一和融合互通的数据平台;推动资源和人才的跨区域流动,促进与周边城市、都市圈、城市群的协同发展;注重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保障与福利提升,推动医疗卫生、养老服务、扶残助残等公共服务设施统筹布局等。     

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对少数民族社区发展影响的实证研究——以桂中水南高速项目中的兴科村为例

为研判项目建设对少数民族村落发展的影响,本文以桂中水南高速和兴科村作实证研究对象,主要从项目征收矢量与少数民族村落经济发展之间的耦合关系角度进行分析;借助层次分析法(AHP)和压力—状态—响应框架(PSR)确立相关指标及权重,模拟2000-2012年间的动态耦合曲线。研究发现:村落经济发展综合指数呈增长趋势,项目征收矢量综合指数呈波动下降趋势,但从具体演化态势来看,二者之间一直处于低级共生,耦合度并不高,且村落经济发展速度在逐年放缓,说明村落受到项目建设的干扰和冲击。     

媒体监督对公司治理中的投资者保护

转型经济中正式制度的失灵或低效使得媒体监督作为一种法律外替代机制在公司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媒体监督能够降低外部投资者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提升公司治理效率。结合媒体监督与公司治理的耦合机理,分析了媒体监督在公司治理中对投资者保护的作用,指出媒体的信息制造功能有利于缓解公司治理中的信息不对称,从而迫使公司高管改变行为,并通过声誉机制对投资者的决策行为发挥引导作用。从媒体公信力、公司公共关系努力以及共同社会价值取向等方面总结了影响媒体监督发挥非正式治理作用的因素。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分析了媒体监督所遇到的困境,并给出了提高我国媒体监督在公司治理和投资者保护中发挥作用的建议。     

广西战略性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耦合发展研究

对广西战略性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进行分析可知,两者处于中度耦合状态,即广西战略性新兴产业处于发展初期,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处于轻度衰退发展型的状况。从广西产业发展实际来看,战略性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关联性也不强,耦合发展机制尚未形成。对此,广西战略性新兴产业要与传统产业形成正关联效应,强化与传统产业的耦合发展,在产业耦合时找准切入点,实施重点突破,并以产业技术为引领,以点带面构筑战略性新兴产业群。     

桂西资源富集区旅游城镇化与环境保护耦合研究

桂西资源富集区旅游城镇化表现出外在表现形式为土地城镇化、以外来人口为主、规模偏小、开发方式粗放等特点,为促进该地区旅游城镇化与环境保护的耦合,可从旅游城镇化与生态敏感区域、现代城市文化与民族传统生态文化、特色旅游与生态旅游、旅游发展战略与环境保护管理、能源使用与节能减排等方面构建相应的耦合机制。     

会计契约耦合与资本结构优化

会计等式所具有的契约内涵使其成为会计契约与资本结构的桥梁,企业资本结构由此成为各会计契约之间的耦合与延展,资本结构优化实际上是各会计契约之间的转换与权衡.中国特殊的国有企业资本结构形成原因决定了对资本结构的调整与优化应该着眼于债转股与股转债的阶段性结合运用,并考虑国有企业战略性退出的特定需要.     

行政耦合、新型关系网络及其于乡村治理的作用机制研究

作为中国特色的政府治理策略定制,“行政耦合”是指政府或政府行为通过一系列途径实现与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有效融合,从而实现政府有效治理的政策工具。这种工具在乡村治理中表现出运作主体多元化、服务导向、协同合作的运作特征。本文以贵州省新民镇的“四在农家,美丽乡村”建设作为案例样本,分析基层政府“行政耦合”所形成的新型耦合式关系网络对乡村治理的作用机制。这种新型耦合式关系网络是政府体制吸纳与乡村社会政治参与的均衡演进的结果,二者的交互作用促进和强化乡村治理目标的实现,展现了其各自的价值。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对其在乡村治理实践中“沁润式”发展所产生的深层矛盾和风险进行反思,以期为乡村治理提供理论指引和实践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