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风何以将鲁迅的“转变”提前到1919年

胡风不认可学界关于鲁迅思想在1927年左右有较大转变这一说法,他认为,早在1919年,鲁迅已经接受了无产阶级思想.胡风强调鲁迅转变在1919年而非1928年,是为了突出鲁迅是通过创作实践,完成了思想改造——主动接受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的,而不是像邵荃麟、何其芳等人说的那样,是通过攻读马列主义文艺理论“不得已才接受社会主义思想的”.     

论胡风“精神奴役论”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胡风提出了“人民群众身上普遍存在精神创伤”的问题。在抗日救亡的潮流中，他认为，不能因为“大众”成为现实革命战争的“主体”而盲目地迎合和赞美“大众”，封建文化对“大众”具有“麻醉”作用。对封建主义和封建意识及其所造成的“精神奴役创伤”的揭露批判，是其文艺思想的一个主题，这一思想在当代仍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窥视"胡风案"的另一个窗口——关于"胡风平反史料"的尝试性解读

文章试图开掘历史文献的深层内涵,对"胡风案"这一复杂现象进行尝试性解析.主要围绕"胡风平反"的历史轨迹,注意考察如下三点:平反主体(国家)的代表性、平反对象("胡风分子")的情感性以及平反叙事(平反文件)的修辞性,以期揭示出"胡风平反"与历史的几层立体关系.这不仅表现了特定的社会环境与时代思潮之变迁,也显现了"历史真实"与"历史叙事"相互冲撞、交错的复杂进程.     

胡风在"国际宣传处"任职情况考

抗战时期胡风曾先后两次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任职,任期近两年.有研究者称,中共南方局领导周恩来因此对胡风的政治态度有所怀疑.胡风早年在私人通信中曾多次提及任该职事,晚年在回忆录中却对此有所避讳.重新考察胡风任该职期间的思想波动及相关遭遇,并从鲁迅精神传承这个角度来作评价,或许会作出新的结论.     

“对象是民族的现实，方法是现实主义”——胡风文艺思想新论

自觉地继承鲁迅与五四新文化传统,从民族解放的实际出发,强调现实主义文艺的战斗性(或体验性)、启蒙性与创新性,是胡风文艺思想的基本特征,鲜明的民族特色与浓烈的原创精神,使他的文艺思想至今仍不乏一定生命力,并在20世纪世界众多的现实主义流派中无愧地占据一席之地。     

多维透视:胡风的价值取向

不同的价值取向、不同的对待历史事件的态度,往往在人际关系当中凸现出来.通过对胡风与茅盾、舒芜、周扬在不同历史阶段关系的考察,显现了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胡风的价值取向以及中国知识分子的整体精神气候.     

突入现实、搏击生活的"思想力"与"艺术力"--论七月派主体性现实主义审美方式

七月派对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有着独特的理解和创造性实践,他们坚持"思想力和艺术力的统一",认为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力量来自于作家"突入"生活的程度和"搏击"生活的力度.七月派作家坚守和实践的是胡风的主体性现实主义文学观,他们的艺术思维轴心在于作家主观一方,这种客观与主观、思想与艺术的新型协调关系,以"主观战斗精神"为核心的现实主义审美方式,铸就了独特和卓越的流派风格,也决定了七月派在现代文学发展中的特殊作用和重要地位.     

王元化学案中的“学术与思想”——回应樊克政先生

缘起这是一封迟复了整整一年的学术回函。事情得从《清华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刊发我的一篇论文说起。此文题为《林毓生与王元化"反思五四"——兼论王元化学案"内在理路"与"外缘影响"之关系》。元化(1920—2008)生前于海内外学界甚多忘年交。樊克政先生早在1978年春便与元化相逢且相识于北京。那时元化尚属"戴罪之身"(1955年因胡风案而沉冤至1979年11月昭雪),比樊年长22岁,却因彼此心仪清季龚自珍而走到一起。     

民族想象与国家表征：论胡风新诗的政治主题

民族想象和国家表征是胡风新诗的主要政治主题。在《野花与箭》中,胡风虽有对民族未来和国家命运的迷惘与茫然,却也在坚毅地探索和勇敢地前行;《为祖国而歌》则是诗人在民族解放战争中发自内心和灵魂的激越的战歌;《时间开始了》是诗人关于民族国家的想象成为现实后的充满欢乐和感激的颂歌。     

胡风诗论的合理性与偏颇性--胡风诗论辨析

胡风的诗论构成了其文艺理论的不可忽视的部分,他的诗论注重诗人的人格力量和道德感,重视诗人的主观战斗精神和战士身份,并推崇和鼓吹无拘束的奔放的自由诗歌体式,对诗艺和其他诗歌体式则相对忽视,对诗人身份的认定也有偏颇之处。胡风的诗论正是在合理与偏移之间同时展开与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