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至尊热爱生命——中日两国自杀现象述评

中日两国都是世界上自杀率居高不下的国家,面对两国自杀的黑色人群:精神抑郁症患者、老人、青少年、妇女和城市外来务工人员,分析其自杀的主要原因,加强对生命的平等意识和正确的生命价值观念的引导,树立以人为本的思想,在政府立法、舆论宣传的积极措施下,预防和减少自杀的人数,为构建和谐的社会而努力。     

王国维对尼采的译介——兼及王国维对“自杀”的阐释

王国维虽然不是第一个将尼采的名字介绍到中国的学者,但他是将尼采生平和重要学说比较全面地介绍到中国的第一人;同时,他也结合康德和叔本华哲学,把尼采的思想转化吸收到他的美学理论之中.本文论及王国维所翻译的三篇尼采论文以及他自己的一篇重要撰述<叔本华与尼采>;文章在接受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讨论了尼采思想对王国维的影响;笔者在搜集王国维与尼采关系时发现了王国维有关论自杀的文字,于是也就从叔本华、尼采的"天才"和"意志"论附带探讨了王国维对自杀的阐释.     

官员自杀频发：网络监督等4座大山重压官员神经

今年以来,频发的官员自杀事件以渗人的冰冷直捣人心：1月18日,陕西省勉县纪委副书记、县监察局局长冯某从勉县医院坠楼身亡：2月5日,广东省茂名市检察院检察长刘先进在湛江市跳楼身亡;6月24日,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局长、党委书记刘亚军撞火车身亡……     

“自杀门”为何频现富士康？

4月上旬,富士康又出现员工意外死亡事件。这样,从1月下旬至今,富士康接连发生6起员工坠楼事件,死亡4人,重伤2人。这种频发的重大意外事件对富士康的企业形象产生了负面影响。这些事件确实值得“富士康们”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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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公众以知情权为名要求公布官员自杀相关信息的行为无异于偷窥,是一种"过分的知情权"、"变态的知情权"。——针对今年多名官员的非正常死亡,公众要求公布死亡原因等详细信息,人民大学教授毛寿龙如此批驳这一要求     

赵飞燕姐妹与汉嗣中绝

汉成帝死时,正当45岁的盛年。死后,赵飞燕、赵合德姐妹“专宠十余年”的显赫地位遭到了无情的颠覆：以大司马王莽为首的专案组,秉承皇太后的旨意,呼应“民间归罪赵昭仪”的社会舆论,展开了彻查行动,迫于压力,妹妹赵合德自杀;姐姐赵飞燕因立太子有功,不仅被继位的汉哀帝赦免,而且被封为皇太后,汉哀帝死后,被王莽废弃,亦步其妹后尘自杀。     

教唆自杀行为之可罚性新探——限制从属性说与混合惹起说之提倡

关于教唆自杀行为是否具有可罚性,在学界存在肯定说和否定说之间的对立。目前所存的学说由于其自身的缺陷或者与中国目前刑法理论体系不相符合而无法完整地解释教唆自杀的可罚性来源。限制从属性说和混合惹起说能够科学地说明教唆自杀的可罚性。从共犯的从属性和可罚本质说明,在正犯行为不构成犯罪的情况下,共犯行为却具有较正犯更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因此,教唆自杀行为应当独立成罪。     

分化、竞争与压力的代际传递——对农村老年人自杀现象的理解

从分化、竞争与社会压力的代际转移和传递分析了农村老年人自杀现象.通过实际调查,阐析了农村由于农民分化而带来的社会占有的不平等和资源分配的不均衡,无论哪个阶层的农民都不会养尊处优;同时,农村社会性竞争的特征总体呈高度竞争态势和阶梯性,且无退出机制,年轻人快速地逃离村庄进城务工.由于村庄竞争往往与农民的人生任务捆绑在一起,使得中下层家庭竞争的压力容易转移并集中到中年人身上,中年人的负担和压力通过代际责任传递到了老年人身上,一旦老年人不能创造价值、无法自理及生病之后,老年人就成了子代的纯负担和累赘,就很容易在子代挤压和老年人为子代着想的合力下走向自杀.提倡将老年人从子代竞争中抽离出来,变家庭养老为社会养老,在新农保的政策下,确保农村老年人的生活和希望.     

媒体建构：自杀社会意义的赋予——以中国1919–1928年社会运动中自杀事件报道为例

摘要：中国1919-1928年社会运动中的自杀事件发生后,报道运用媒体设计的方法与多种修辞手段,从故事叙事模式、话语结构与话语策略上,赋予自杀行动正面而又积极的社会意义,是为了提高公众对国家共同价值和民族危机的认同,以便动员民众、共同御侮。媒体对自杀社会意义的赋予,具有社会建构的特征。这种建构是当时社会赋予媒体的使命,体现了自杀行动者个人与社会的双向互动,双向建构的循环关系是当时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意识形态发生变化的结果。     

晚清底层社会老人自杀及其生存状态分析

中国传统社会讲求善终,希望有一个好的人生终点;老有所终,也是儒家所提倡的理想境界。然而,在晚清这样一个动荡的年代,部分底层社会的老人,选择了自杀。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刑部档案为主要史料,用历史学和社会学方法对晚清底层社会老人的自杀现象进行梳理,可以分析出自杀的原因及类型,并藉此呈现其生存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