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的文化自由主义

近代思想史上,学者对自由主义的关注常常停留在西化派知识分子身上,近代中国命运多舛,政治自由主义在中国并未能成功,原因多归结为救亡压倒启蒙。而西化派知识分子所提倡的"自由"却很少被质疑。自由的内涵除了政治自由主义,更有文化的自由,文化自由体现着传统儒学中特有的自由观念。梳理钱穆对西学的看法,可以感受到文化自由的观念与精神。文化自由实可以作为对政治自由的补充与制衡,展开儒学与自由主义更为内在的对话。从传统学术的精神中发掘出的文化自由观,将可以开创出儒学中西会通新境界的良好平台。     

从人类学的三种研究路径看新自由主义

最近这15年，人类学一直在研究新自由主义，关于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实施及影响的研究成果越来越多（参见Kipnis2007）。为什么一个曾在其他学科引发了如此众多的争鸣，     

吴敬琏与郎咸平法治思想之比较

为了避免中国市场经济走向权贵资本主义和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吴敬琏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而要建立法治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郎咸平认为实行市场经济和产权改革必须先制定法治化的游戏规则,才能避免广大民众被掠夺,为此必须用新法治主义替代新自由主义。两人的法治思想体现了法治化建设中的一些重要命题:市场与规范的关系,国家和民间组织在法治化建设的地位以及民主与法治的关系。两者的法治思想既有一致性又有对立性。     

进步强制之批判——以金融危机中新自由主义的批判为切入点

新自由主义在金融危机中饱受指摘,然而从更深层追究,现代性蕴含的对经济增长的无尽欲求,才是导致危机的根源。通过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打通对现代性所蕴含的进步强制进行批判,人类需要走出的不仅仅是金融危机,而是现代性的逻辑。     

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境遇及其价值分析

自由主义思潮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指导思想的现代中国,经历了坎坷的本土化过程,并且这一过程仍在继续。以马克思主义为视角,通过分析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信仰群体即自由主义者的社会阶层构成可以发现,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不可能成为主流的价值取向,但却可以拥有自身的价值功能。     

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的谱系探究

自由主义肇始于西方,清朝末年随着资本主义的坚船利炮一起,也进入到了中国.自由主义由严复、梁启超传入中国,历经几十年发展,最终在殷海光手里集大成.通过以人物为线索,厘清自由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脉络,分析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近代史上的意义和影响,最终给予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的准确历史定位.     

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民主陷阱

对于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讨论,使用西方民主政治的标准显然是有失公平的。这种做法,在民族国家后的全球化的时代语境下,显然是缺乏基本的政治道德支撑的,也纵容自由主义的民主政治成为新的帝国主义,进行政治意识形态的新殖民。将经济发展作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基础,又将中国共产党推向了反对民主政治的政治道德逆流,也是十分不恰当的。保持与最广大民众的密切互动和融合,是中国共产党继续拥有执政合法性的关键所在。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是最应该重视的力量源泉和保障。这是一种更为实际和内在的合法性,是合法性的中国实践和中国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