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经厂本初探

宋元两代刻书虽盛,但内府刻书明代方兴。永乐以后,内府刻书主要由司礼监宦官主持,司礼监的职能属性使其刻书呈现出不同的特点。经厂刻书内容广泛,且质量很高。虽然校勘不精,但是对于明代典籍的流传以及刻书事业的发展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前人对于经厂本多简单地按四部分类,并为有详细的分析,本文将司礼监经厂刻书功能和刊刻书籍的内容为作为切入点,意在了解一下明代宫廷生活,也想借此窥得明代刻书事业之一斑。     

持有至到期投资的重分类后续账务处理探讨

持有至到期投资因其持有意图或能力发生改变,使某项投资不再适合划分为持有至到期投资的,应当将其重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并以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但准则及解释中并未指出具体的账务处理方法,许多教科书及参考书针对这一部分都是一带而过,本文以一案例具体阐述了重分类日及重分类后具体的账务处理过程,供有关人员参考。     

正在消失的“耻感文化”

耻感的道德本质不是他律而是自律，不是制裁而是激励，是推动人们在道德上自强不息、止于至善的精神力量。     

浅谈上古婚礼持雁的象征意义

古人认为婚礼是礼之本,《仪礼·士昏礼》记载的周代士人婚礼包括"纳采、问名、纳吉、纳徵、请期、亲迎"六项仪式。其中除"纳徵"以外的五个环节都要持雁为礼,古人基于雁的自然习性而赋予婚礼中的"持雁"仪式一定的象征意义:时、序、贞。     

论儒家伦理的德法并用理念及其现代价值

"仁"是儒家伦理德治理念的核心,"礼"是儒家法的外在体现。儒家德法并用理念揭示了道德与法律的内在联系;延伸了道德价值;突出了立国为民思想;强调以德治吏。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借鉴儒家伦理的德法并用理念,准确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科学内涵,从而使社会主义趋于理想的客观公正,实现社会价值最大化。     

经与权的统一：孟子之礼学微探

孟子继承自周公、孔子以来关于礼学的思想传统，在礼坏乐崩的历史背景下，面对别人的违礼行为，用自己的身体力行维护了宗法等级制度下的礼学传统，本文用王驩参加葬礼时，孟子对礼的维护作具体说明；同时，孟子礼学思想又以其性善论思想为基础，强调礼本于情而作，这种因性而情的性善论而使得在礼和情发生冲突时，使得为寻求礼的权变性和灵活性成为可能，本文用“嫂溺救之于水”的例子作具体说明。通过这两个例子可以窥探到，在礼坏乐崩的时代背景下，孟子对礼的精神的注重，逐渐实现了礼从礼仪到礼义的推进和转变。在维护圣人礼乐原则的同时，要谨于心。又要结合实际情况，做到因情行礼，切勿被礼的形式所束缚，真正做到行于礼，从而实现孟子之礼“经与权”的统一。     

承古、远古与变古适今:唐宋时期的家礼演变

唐宋家礼有一个逐渐发展演变的过程.唐代家礼以“承古”为主要特征,按据经典旧仪撰著礼文;北宋虽亦以《仪礼》旧文为基础并承袭前代家礼仪制,但是参以时宜、折衷古礼传统的“远古”倾向已经变成北宋家礼的主旋律;至于南宋,家礼修撰呈现出新的面貌,“变古适今”原则在家礼中充分凸显出来.由唐至宋,家礼的发展过程,是家礼从集中于世家旧族之中逐渐扩展到科举官僚士大夫家族之中,再渐趋外延到广泛层面的士庶家族的过程,也正是在此过程中,家礼影响在不断扩大.     

作为哲学观想对象的基督宗教神学核心概念Person

在多种学科中影响至今的拉丁文词源的persona概念,形成于基督宗教的教父时期;作为哲学的观想对象,这一概念和基督宗教的三位一体论有着直接的联系,教父时期的学者们以新柏拉图主义为工具,渐次营造了persona概念,这一概念的旨趣在于表述三位一体论中上帝的本质存在于关系存在的至一性;这个至一性也被以另外两个拉丁语词汇circumincessio和circuminsessio表述为一种相互的融入.奥古斯丁为三位一体论以及其中的persona概念的建构做出巨大努力,他以persona概念不仅在本体论上强调了上帝神性本性的至一性,而且同时也以此而提取出了三位一体的内在关系性,并由此而进入形上学的讨论,从而在历史中产生巨大影响.总之,无论是在本体论和形上学的层面、还是在历史发生论的层面上,无论是在伦理学和社会学层面上、还是在法学层面上,对persona概念作哲学的思考都具有重要意义.     

近两千年浙东学派礼学研究史概观

浙东学派,源远流长,其内涵丰富且深刻。浙东礼学,是浙东学派重要组成部分,极具梳理和研究价值。近两千年来,浙东礼学名家辈出,成果如林,至万斯大、黄以周、孙诒让终成庄严气象,与皖派礼学、吴派礼学鼎足而三,在清代共同构筑中国礼学大厦的神奇景观。浙东学派之经史兼治性格,与该学派历来重视礼学研究有莫大关系。晚清以降,由于黄以周对浙东礼学的传播与推衍,遂使浙东礼学保持学脉不坠,其谱系在当代仍有迹可寻。     

元《至元杂令》发覆

日本元禄十二年(1699年)翻刻本《事林广记》所收元《至元杂令》不是完整地录自当时法典中的《杂令》篇目,而是杂抄元至元前期在行的各种法令、制度而成。因此不能将其视作一部严格意义上的法典。其编撰刊行时间,当在前元至元十二年至十四年(1275—1277)之间,是书商商业运作的产物。《至元杂令》明显地烙有金朝法律的印迹,它的编撰刊行,反映了元朝法律由使用借鉴金朝法律向元朝制定法过渡的时代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