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生命的轨迹——20世纪三、四十年代山西女性生存状况调查研究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抗日战争让弱势群体的女性,不仅亲历了心灵与肉体的双重苦难,而且许多人的人生轨迹因此转变.考察这一时期山西女性的生活、婚姻、教育、医疗卫生、社会参与状况等,可看出几个特点:就生存环境而言,战争与动乱造成了山西女性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状况的普遍恶化,给她们留下了巨大的心灵创伤;就女性命运轨迹而言,战争加速了普通女性与社会的接轨,女性社会参与度大大提高,对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模式是种冲击与突破;就思想层面而言,引发了女性自身思想和观念的显著改变,打开了女性解放的窗口.     

迷失之痛与超越之难——论“知青作家”的苦难意识

“新时期文学”发端于对苦难的叙述和反思;其中,“知青作家”表现出独属于这一代人的苦难意识。以“动荡的青春”为叙述背景,面对理想的迷失,作家们以各自不同的叙述策略传达出了共同的苦痛与焦虑,同时也昭示了超越苦难的艰巨性和必要性。     

在大地的中央向世界遥望——论艾青诗歌的现代性

本文以对艾青诗歌的主体意象群的美学及象征意蕴的研究来梳理、分析艾青诗歌中立足于本民族的＂根＂而又具有的全人类性视点的现代性特征.本文认为艾青诗歌的现代性特征首先来自于他在面对个体和民族的困厄、苦难境遇时的抗争,对理想和光明的坚执和内心超越性的精神;其次来自于他的诗歌创作对于西方象征主义和印象画派的借鉴.内容的丰富和形式的创新使他的诗歌艺术从个体内心走向对永恒世界的探求,因此具有了世界性的价值.艾青诗歌的现代性特征给当代文学如何走向世界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在建设文化大省,弘扬浙江精神的背景下对艾青诗歌现代性的研究又具有了现实的指向意义.     

石天河六十年文学创作论

纵观石天河六十年的文学创作,以《星星》诗案为转折点,经历了由歌到哭的转变,特别是后期创作更加显露人性的光辉。六十年来,他在文学的道路上默默地耕耘,在文学的暗夜中留下了珍贵的思想珠串,为一个时代的苦难提供了忠实的见证,为一代人的精神演义作了最好的注解,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老而弥坚、上下求索的高贵灵魂。     

苦难并非都是财富

苦难是财富。这应该是大多数人的共识。 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晚年写了大量的回忆录,其中写道,著名汽车商艾顿是他终生的好友,两人私交甚笃。丘吉尔是这样回忆他与艾顿的一段交往经历的,在一次聚会时艾顿对丘吉尔叙述了他的过去：父母早逝,是姐姐帮人洗衣服、干家务,辛苦挣钱将他抚育成人。     

成长的逻辑——大江健三郎小说《个人的体验》评析

《个人的体验》是大江健三郎的一部长篇小说,讲述的是如何对待脑残疾婴儿的故事。主人公鸟得知自己初生的孩子患有先天性脑残疾后,陷入极度的心理矛盾之中。弃婴还是救治,他经历了剧烈的思想斗争,最终做出与残疾儿共同面对苦难人生的抉择。这部小说可谓苦难酿成的杰作,是向死而生的升华。作家给小说以转入坚持的结尾似乎有主观干预之嫌,但是作品人物与作家在苦难包围中经磨历劫,共同展示了成长的逻辑。大江健三郎小说高超的思想境界与艺术造诣,就是来自这样一种成长的逻辑和向死而生的升华。     

源远流长的苦难美学

亚圣孟子曾告诫世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1]这段话被学界阐发出的两点要义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是凡是想有出息、有作为、有成就的人,必定要经受一番苦难才能实现自己的愿望,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二是凡是有出息、有作为、有成就的人,必定具有不可或缺的精神能力——像无所畏惧的胆量,坚定不移的意志,坚     

论王亚平诗歌的主题意蕴

作为左翼诗歌的代表性诗人,王亚平继承和发扬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以“捉住现实”之笔书写一个时代真实的苦难、抗争与理想。他的诗歌巧妙探索了主题与情感、艺术的关系,对当下的诗歌写作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由底层文学的几个关键词谈起

在有关底层文学的讨论中,"当下"一词所强调的是底层文学的"发生学"及作品的写作时间,从而使备受争议的底层文学的概念有了一个基本的限定;"苦难"一词几乎成为了底层文学的主要标志,它不仅关涉底层文学的主要表现内容,也涉及底层文学的风格,即苦难以怎样的形态呈现出来;"直面"一词则关系到底层文学的表述形式,即"怎么写",不少论者在使用该词时,特别强调"直面"同"现实"、"现实主义"之间的内在关联,似乎只有"现实主义"才能够做到"直面"现实",但在"怎么写"的命题中,从伟大的现实主义传统中汲取营养固然重要,现代主义及后现代主义也应是题中应有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