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苏轼、黄庭坚轶诗辑考--以方志文献为中心

万历《严州府志》、顺治《州志》载范仲淹《送邵炳赴召》《眉寿堂劝农》两首;乾隆《济源县志》载苏轼《题傅钦之草堂》其二、《重阳登灵山》两首,《河南通志》载苏轼《登啸台》一首,道光《吉水县志》载苏轼《龙济寺访友云禅师》、黄庭坚《寄南冈寺惟信大师》两首,《大明一统志》载黄庭坚《龙眠山》一首,嘉靖《长沙府志》载黄庭坚《古云山寺》一首,光绪《湖南通志》载黄庭坚《题灵岩》一首。十首诗皆不见于三人本集及《全宋诗》,可予辑补,并与作者生平相印证。     

范仲淹的赋论与赋作新探

历代赋论赋话对范仲淹赋作的评论主要集中在三个层面:一是探讨本事,比如对《灵乌赋》、《荠赋》的评论,即属此类;二是观察用意,比如对《金在熔赋》、《水车赋》、《用天下心为心赋》等的评论,即属此类;三是赏析佳句,比如对《自诚而明谓之性赋》、《天道益谦赋》等的评论,即属此类。范仲淹由于早年于赋体文学用功甚大,因而在其他文体尤其记序文类写作时常常带有赋体笔法,采用了首尾是文,中间是赋的结构方式。这一现象,应该引起跨文类研究学者的高度重视。     

北宋新儒学先驱范仲淹的佛道情结

范仲淹是北宋杰出的儒学先驱。一生都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在北宋政治军事、思想教育诸方面都做出卓越贡献。但在儒释道思想融合的宋代,范仲淹的思想也印上释道色彩,再加上从小的佛教熏陶,方外人士的交游启发。自己对佛教的体认及其屡遭贬谪的经历都促使范仲淹对佛道思想的接受与认可,使其思想具有佛道情结。虽然这种接受与认可是站在理性的儒家立场上进行的,具有明显的实用性与功利性,但这也促进后世理学家援佛入儒．以道济儒以致形成新儒学的历程。     

范仲淹家国情怀及其当代价值探论

在中国历史上,范仲淹之所以能受到世人广泛的称赞和景仰,其中最根本的因素在于他的思想及其行为实践中体现出来的孝亲、仁民、爱国的家国情怀,将朴素的对血缘亲情的爱推及于社会,由家及国,由个体及群体,进而上升为汲汲于用世的价值追求,凸显出来的是情系民众以及对社会对国家的无限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范仲淹家国情怀所蕴含的爱家与爱国相统一的思想行为,同培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公民崇高的精神境界有着共通之处,在当代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借鉴价值。     

论范仲淹与宋仁宗之关系

范仲淹与仁宗之交往,大致可以分成前、中、后三个时期.前期截止于康定元年范仲淹出任西北军政要职之前.在仁宗未亲政之前,范仲淹直言上疏,要求太后还政于帝,给仁宗留下极好的印象,奠定了仁宗对范仲淹特殊信任和亲近之基础.仁宗亲政后,范仲淹即使两度遭受贬谪,都显示出仁宗对范仲淹的特殊眷顾.中期指范仲淹庆历年间出将入相之阶段.这一阶段,仁宗对范仲淹的信赖和好感臻至极点.范仲淹亦以守边之成就报效国家与帝王.仁宗求治心切,对范仲淹有特别的期待,由此迎来了范仲淹等之庆历新政.后期是新政失败后之阶段.对新政期待之失望,对范仲淹等"朋党"之猜忌,帝王独断专横品格之作祟,使仁宗疏离范仲淹,范仲淹最终被彻底排挤出政治中心.     

范仲淹教育实践述论

范仲淹是宋代著名的教育家,在他的一生中,无论是担任地方行政,指挥边防军事,或者参政中央,都注意兴办学校,建立书院,培养和选拔人才。他的教育实践经验很丰富,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探讨。     

政治过程与历史书写 ——景祐三年范仲淹被贬事件发微

现今对景祐三年范仲淹被贬事件的认识源自富弼、欧阳修等人的记述,虽然反映了某些层面上的历史事实,但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在当时,范仲淹被贬的核心罪名之一是"自结朋党",这一罪名体现出范仲淹被贬黜的重要原因,是宋仁宗认为其有交结要人、希合求进之嫌。但景祐事件发生后,一批支持范仲淹的中下层官员则强调其被贬的原因在于触怒了宰相,突出景祐事件中因言罪人的一面,而将"朋党"视为对范仲淹的栽赃。随着同情、称荐范仲淹的言论不断涌现,仁宗对范仲淹朋党问题关注的焦点也从其交结要人转向其他官员对范仲淹的朋附。最终,声援范仲淹的言论与朝廷惩治朋附范仲淹之人的做法,共同塑造了后世对景祐事件的认识,而仁宗当初猜疑范仲淹"朋党"的原因则长期为人们所忽略。     

毛泽东论范仲淹

毛泽东非常推崇历史名人范仲淹，先后四次对范仲淹高度赞赏并作出精当评价，让我们领略到伟人们的心理共鸣与历史回响，这是很难得的，也是少见的。可谓跨越千年的神交，其中有什么缘故呢？作为一代历史伟人，毛泽东的伟大也源于历史。那么伟人的心理世界又是怎样的一片天地？     

宋代理学概说

理学在宋代的出现与形成，一方面与唐宋之际的社会变迁息息相关，另一方面也与魏晋以来佛教传入所带来的文化挑战有关。经过北宋学者的努力，宋代理学最终形成了一套以“理”为中心的学术思想与话语实践。其主要特点包括：为发源于先秦的儒家思想提供了宇宙论、本体论的论证，以实现圣人的精神境界为人生的终极目的，以存天理、去人欲为道德实践的基本原则，以及主要集中于心性的工夫论。理学在南宋时期产生了进一步的分化，即分化为狭义的“理学”与“心学”两派。前者以朱熹为代表，讲求在物上求理；后者以陆九渊为代表，主张在心上求理。作为一种产生自中唐、确立于北宋并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学术思想体系，理学应被视作“亚近代”文化转向的一部分，并应在“亚近代化”范畴下得到积极的肯定与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