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的“脱实向虚”具有同群效应吗?

探究了上市公司金融化同群效应的存在性及潜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无论从行业还是地区角度来看，企业的金融化行为均存在显著的同群效应.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以及排除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后，上述结论仍然成立.就其产生机制而言，企业所在行业的竞争程度是行业层面金融化同群效应的潜在机制，且该行业与金融行业之间较高的收益率差距会加剧上述行业竞争程度的影响；从地区层面来看，企业金融化的地区同群效应主要源于地区内的信息交流式学习，较低的地区融资约束会加剧信息交流式学习对企业金融化同群效应的影响，而较高的地区金融监管程度则能够缓解上述影响.     

元宇宙：社会现实的数字化扩展空间

元宇宙的兴起有其现实基础，是人类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生存的重要趋势和表现。与其说元宇宙是“数字化虚拟空间”,不如说是“社会现实的数字化扩展空间”,即它使社会现实本就具有的“虚拟性”更加生动地呈现出来，并满足了数字化时代人的现实需求。元宇宙在社会结构层面具有“强技术性”“拟空间性”和“拟时间性”特征，在社会行动层面具有“脱嵌性”“孪生性”和“跨阶层性”特征。社会学应立足于社会生活数字化的经验现实，“避虚就实”地理解元宇宙，在个体与社会之联结的意义上把握其特点及影响。     

民国初年康有为的政治理念及政体构想——兼与梁启超、孙中山作比较

民国初年，康有为针对时局变动提出了自己的政体构想，先是有“虚君共和”的政治主张，继而有总统制的宪法设计。二者形异质同，但均遵循着同样的政治原则或价值理念，即对权威的崇拜和对重建权威的诉求。近代中国重视权威并非只有康氏一人，梁启超、孙中山对权威也较为看重，但在建立什么样的权威体制以及遵循什么样的价值理念上则各有不同。康有重建权威体制的种种努力遭到失败，但给人们留下了值得思考的空间。     

金融资产配置行为与企业经营绩效：来自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金融资产配置是非金融类企业面临的重要经营决策之一,非金融类企业的金融资产配置行为与经营绩效和实物资产投资收益之间的关系一直是金融监管部门、上市公司和投资者关注的重要问题。作者以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2011—2018年期间的相关数据为样本,利用多元回归模型实证研究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金融资产配置行为对经营绩效和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当年金融资产配置比例与经营绩效之间、上年金融资产配置比例与本年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之间都在总体上呈现出显著的倒"U"型关系;不同产业、不同性质企业的金融资产配置比例将对经营绩效和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产生不同影响。第一产业上市公司的金融资产配置比例与经营绩效之间不存在倒"U"型关系;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国有和非国有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金融资产配置比例与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都呈现出显著的倒"U"型特征,即只有适度配置金融资产,才能使其经营绩效最大化。上年金融资产配置比例增加将显著提高国有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本年的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但不会对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本年的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产生显著影响;第二产业和非国有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与其上年金融资产配置比例呈倒"U"型关系,上年金融资产配置不足(过度)将使其对本年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产生补充效应(挤出效应),适度配置上年金融资产将最大化本年的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以及金融监管部门应该利用市场手段引导非金融类上市公司适度配置金融资产,鼓励他们加大实物资产投资力度,缓解中国目前面临的"脱实向虚"困境;非金融类上市公司应该基于自身产业和产权属性以及金融资产配置行为对经营绩效和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的不同影响对其金融资产配置进行科学决策,认识金融资产配置不足(过度)对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的补充效应(挤出效应),配置出能使企业经营绩效和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最大化的金融资产配置比例;投资者在选择投资对象和构建投资组合过程中,应该深入分析不同产业、不同性质公司的资产配置行为,考察拟投资对象的金融资产配置行为是否满足企业经营绩效和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最大化要求,以作出有效的投资决策。文章研究结论补充和丰富了企业资产配置领域的相关研究成果,为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制定不同产业政策、金融监管部门引导金融资源流向实体经济、非金融类上市公司规范金融资产配置行为、投资者作出正确投资决策提供了决策依据。     

自贸试验区建设能否抑制企业“脱实向虚”——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指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基于此，以手工搜集的自贸试验区层面微观企业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自贸试验区建设对企业“脱实向虚”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自贸试验区设立显著抑制了企业脱实向虚。渠道机制检验发现，自贸试验区主要通过投资替代机制和委托代理机制抑制企业脱实向虚。调节机制检验发现，自贸试验区对企业脱实向虚的抑制作用受自贸试验区管委会行政级别及其与行政区政府间关系的影响。异质性检验发现，自贸试验区对国有企业、劳动密集型行业及东部地区企业脱实向虚的抑制作用更加显著。研究结论为推动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实现以生产激发循环动力，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提供有益的政策启示。     

形上空间的兴起——思想史脉络中的《老子》“虚”论

老子的“虚”是典型的形上学概念。虚无化育了万物，从不盈满且不竭尽，蕴藏无穷无尽的效用。对有形有象的器物来说，“虚”代表事物中没有形质、不受拘束的部分，在对规定性的否定中，生发出创造性与可能性。老子借助橐籥的隐喻与谷神的象征，揭示虚无的妙用与生生的力量。老子发现了一种形上空间，这既不同于商末周初时人所屈服、仰望乃至征伐、争夺的神圣空间，也不同于“制礼作乐”试图实现的拒绝他者、秩序井然、万世一贯的世俗空间；老子用“虚”开辟了哲学意义上的形上空间，这一空间无弃人、无弃物、法自然，向所有的人与物敞开。此外，对空间的形上之思必然转向内在、直指人心：侯王应“虚心”“无心”“以百姓心为心”;百姓以无知无欲的状态，自然而然地进入彼此共存的世界。在由“虚”所构建的空间中，万物翱翔自然、自得其所。     

资本市场开放与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基于“沪港通”实施的准自然实验

文章将“沪港通”的实施视为一次“准自然实验”，利用双重差分方法考察资本市场开放对实体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结果显示，“沪港通”的实施促进了企业金融资产的增加。机制检验发现：（1）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负向调节了上述作用，而融资约束的调节效应不显著；（2）“沪港通”的实施促进了短期金融资产的增加，对长期金融资产的影响则不显著。这意味着，在“沪港通”的实施背景下，企业增持金融资产不是为了平滑投资，而是为了短期逐利。     

文本改写与言说真意：辛亥康有为虚君共和论的来龙去脉

虚君共和是辛亥革命期间康有为沟通帝制与共和的政治理论和方案，学界基本根据《与黎元洪、黄兴、汤化龙书》《救亡论》《共和政体论》等文的刊本研析其内涵，无法说清相关文本既区分又混同虚君共和与君主立宪的矛盾现象，对文章写作时间的认识也较为粗疏。通过仔细辨识《与黎元洪、黄兴、汤化龙书》《救亡论》《共和政体论》等文手稿的原生样态、修改痕迹及其与刊本的异同，可以发现康有为最初其实是主张君主立宪、反对共和的，后来为应对政局变化，才利用共和概念的模糊性扩充共和类型，将君主立宪改成虚君共和，结果导致虚君共和与君主立宪关系暧昧含混。还原康有为提出虚君共和论的来龙去脉，亦可在研究方法层面提示我们，解读康有为的思想观念应尽可能注意其因应时势变化而不断调整修改的一面，避免直接选取片段表述进行思想演绎，“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之弊。     

企业数字化转型能抑制“脱实向虚”吗——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数字化转型在赋能产业转型升级方面作用明显，但其能否有效避免企业“脱实向虚”仍待检验。本文以2007—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探讨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金融化投资活动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有效抑制企业金融化投资，并且呈现出“结构性”调节特征，对制造业企业、非国有企业回归实体的引导效果更明显。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能促进企业实体投资、改善实体盈利能力以及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有助于企业“脱虚向实”。此外，有效合理的金融监管和良好的数字政府发展环境均有助于发挥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金融化投资的抑制作用。研究结论为企业去金融化、破除“脱实向虚”难题提供可行路径，并为完善金融发展、发挥数字合力提供政策参考。     

论文化建设的快与慢、动与静

当代中国的文化发展呈现出迅捷的态势,适度融入慢和静的因素,有利于文化建设的科学运行。在文化建设领域,更需要遵循文化发展的内部规律,改变盲目追求文化建设的速度与宏大模式的现象,把握快与慢、动与静的协调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