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遂之制与西周春秋之乡村形态

西周春秋时代的城邑与乡村并非完全如《周礼》所言,也并非可以简单地以乡遂、国野之制解释之。在文献记载的基础上引入考古发掘与调查资料,不难发现,城乡关系与国野乡遂制度是两个交叉的概念。国野乡遂主要是政治属性概念,而城乡只是聚居点的分类与分级概念。国一般可以等同于城市,野则是由城邑和乡村共同组成;国之四周的郊、乡区域,一般也是大小不等的乡村村落。至于分封到各处的卿大夫往往是以采邑为中心,统辖若干村落,形成一个城乡共同体。乡村之中有着与城邑同样的宗法血缘关系,乡村组织是血缘与地缘的合一,而且在这一组织中,尽管家庭已是基本的生活与财产分配单位,但家族仍是最基本的生产单位与社会组织单位。     

“禹画九州”传说流变析论

传世文献《诗经》与出土文献《遂公盨》《叔夷钟》互证显现，“禹画九州”的传说自西周时代即已流行，而早在商代，就有以某一地方为中心或者坐标，将人们所能认识的区域延伸出去的成熟观念。“州”本义为水中小丘，“九州”本义极言其多，从西周到战国，“禹画九州”传说经历了“州”的空间范围被巨量扩展，“九”成为实指；禹平水土的足迹被一层层铺陈演绎地流变。流变是随着禹之子孙的迁徙流动，后人将自己生活空间拓展和地理知识提升的结果一层层附会至禹的身上造成的。     

审判权与西周国家权力的构建

西周王朝司法模式的核心特征在于授权, 即通过审判权之个别授予方式, 而不是建立专门的司 法官员体系来实现王朝的司法职能。 审判权在西周国家权力构建过程中起到相当关键的作用, 被授权者以王 朝代言人的身份处理争端、 消除纠纷、 团结力量、 控制权贵, 既贯彻了王朝的意志, 也使西周国家的公共权 力色彩得以体现。 不过西周特殊的政权体制与权力配置方式, 又使其审判权始终存在着弱化国家权力的反作 用, 其突出表现是世族政治控制司法权, 继而侵蚀国家权力。 准确认识西周司法模式的独特性, 对于分析 《周礼》 等传世文献与金文资料之差异原因, 进而探究早期中国法律的演进轨迹是至关重要的。     

西周对西北边疆的统御与多族群融合

周室通过姬姜联姻促成了与姜族的联盟，而作为周王姻亲的申侯，又和大骆联姻，申骆联姻、西戎皆服，通过上述族群联姻，便于周室对西北边疆的管控；此外，西周还分封同姓的密国、殷商后裔的获国等诸侯国，这些封国皆地处战略要地，成为护卫周室的重要屏障，同时，周室还迁徙潶伯、?伯等殷商军事贵族为辅助，通过分封诸侯，建立军事据点，进而确保了周室对上述地区的统治。另外，西周还通过怀柔手段安抚戎人，对于不服从者，则予以军事打压。考古发现的姚河塬遗址属于文献失载的获国遗存，获侯为殷遗民，该遗址发现有殷商文化、周文化、寺洼文化、刘家文化、北方草原文化，这表明多族群共同生活于获国之内。姬姜联姻、申骆联姻推动了多族群之间的融合，而作为政治实体的封国也使得周人、商人、土著、戎人等共存并处，长期的生产生活、文化交流、经济贸易等加深了各族群之间的了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促进了多族群之间的交往交融。不论是诸侯对周室的政治认同、文化认同，还是封国内族群的交流、联姻、互动都促进了多族群之间的联系和融合，这为先秦时期华夏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彼都人士”：以城市空间视角审视西周时期的宗族居所与宗族交际

西周时期王畿地区诸个城邑经常成为宗族聚居的中心地点。不论是出土铭文材料还是考古遗址均显示，在西周中晚期，围绕西周几座重要的都城形成了一批带有鲜明城市特征的宗族聚居区，如“奠（郑）”“丰”和名为“周”的岐邑都是西周时期容纳多个宗族聚居的重要城址。这种城市中的宗族聚居现象通常与西周时期迁徙宗族分支前往服务王室的政治、行政需要有关，这批生活在城市中的宗族分支与大宗本家仍保持宗法层面的关系，却世代承担着王室分派的行政职守，甚至这些同居城市的分支宗族之间亦通过婚姻形成了一个贵族社会网络。引入城市空间的视角审视城市内的宗族交际，反映出西周时期的城市固然承担着重要的礼仪及行政功能，城市也因为提供了宗族分支的居所而成为了宗族社会重要的生活及社交空间。     

西周铭文中的“ ”族为“妘”姓考

见于西周中晚期铜器铭文中的族徽符号"()(周)",根据周人不用族徼的通例,可知铸器者必不为姬姓周族人.铭文末尾署"()(周)"的铜铭,根据其铭文内容可知,其作器者都为周氏,器主之氏与器铭末所署的徽识如此契合,应该不是巧合.通过考察分析所有的()器铭文内容及与其相关的其他铭文.此"周"氏族当属妊姓氏族.     

西周礼乐与理性精神之形成

西周是中国历史上理性时代的开端，其重要肌质是礼和乐，基本发展动力是礼与乐的张力互动。周民族的祖先信仰以及由之形成的人鬼崇拜和农耕情结，构成了基本族性，它为礼、乐的发展提供了历史契机。周礼“损益”殷礼而来，其实质不在于礼仪、礼器、礼制、礼义的革新，而在于理性精神对商代的非理性传统的改良。周乐德性内涵的确立动摇了长久的巫性传统，以乐器、乐官、乐舞为内容的雅乐制度构成了理性精神的现实保障。周代理性精神至少表现为以祖先崇拜为标志的人鬼信仰、以秩序性为征象的社会管理、以德性和谐为目标的人性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