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后果与分寸——杜瑞乐〈儒家经验与哲学话语〉一文读后感

杜瑞乐的<儒家经验与哲学话语——对当代新儒家诸疑难的反思>一文(以下简称<儒思>)读来饶有兴味。这不仅是因为我多年来也关心类似的问题，比如中西哲理思想的关系、儒家乃至中国人文与哲理传统的现代失落，而且由于我在<儒思>中看到了某些很精彩的见解。     

也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现代西方哲学的否定性评价——致陈启伟教授的回信

合理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现代西方哲学的否定性评价 ,关键在于一是要具体分析这些评价的缘由和本来意义 ,避免将之普遍化和绝对化 ;二是正确认识 1 9世纪中后期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及相应哲学意识形态发展的新的特殊情况。只有对这一问题作出合理解释 ,才能从根本上克服以往对现代西方哲学的简单否定态度 ,与时俱进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获得全面深刻的认识。     

近代西方哲学的“三大转向”

一般认为近代西方哲学发生了认识论转向,这种说法是非常不全面的。不同于古代哲学和中世纪哲学,近代西方哲学发生了三大转向：一是科学化转向。近代科学和哲学分离,近代科学获得巨大进步,哲学模仿科学,追求成为严格的科学,导致哲学不再主要关注给人生提供价值和意义;二是政治化转向。哲学和政治的结合导致哲学的政治化和政治的哲学化。哲学政治化导致哲学变为意识形态,政治哲学化导致政治生活的理性化和享乐化;三是历史化转向。近代西方哲学具有强烈的历史感,哲学被看作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因而不能脱离历史时代,结果哲学陷入了历史主义的洞穴。认识近代西方哲学的“三大转向”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理解西方哲学的发展和演变。     

当代西方哲学中的无神论问题

无神论是涉及当代西方哲学、科学和宗教的一个重要议题.逻辑实证主义从语言分析入手否认了有神论宗教命题的意义;弗洛伊德从心理分析方面揭示了上帝的本质与人的幻觉关系;大爆炸理论则以科学的假说推测了宇宙形成的确实性和膨胀的无限性,否定了上帝创世和救赎的可能性.当代无神论的旨趣在于说明有神论在理性上的荒谬成分,但同时指出宗教仍然具有表达人的超越性情感的功能.     

中国哲学的未来: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交流与互动(下)

林安梧强调,本质主义引起了方法学上的谬误与错置,治中西哲学不能陷入"本质主义"的圈套。例如,不能说中国人没有自由意志,先秦儒家就很重视自由意志,只是后人把它磨损掉了。他倡导"后新儒学",提出"约定主义",主张通过"五证"的方法回到原典,使中国文化在学习民主科学中起调节作用。欧阳康认为,哲学的本性就是对话,但在中国哲学界,马克思主义哲学曾经处于独尊地位,对话一度困难。1978年以后,哲学界最大的进步是哲学本性的恢复,走上了对话之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了自己学术化的发展方向,并且与"西马"相比具有自己的优势,但是还应继续倡导一种平等开放的心态。邓晓芒认为,我们现在还谈不上反本质主义,本质主义实际上是理性精神,是一切对话的平台,中国历来缺少它。儒家的自由意志只是现象,其本质上并不尊重自由意志,只是把规定好了的东西(如天道等)让人去选择。这些问题离开本质主义都说不清。郭齐勇认为,哲学最重要的本性是宇宙论式的终极关怀,这是中西哲学沟通的平台。中国哲学中的天道是自由意志的前提,而西方基督教的上帝、康德的"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同样也是前提。除了理性之外,"智的直觉"更重要,它是生命和实践的学问,与马克思实践哲学也是相通的。     

“语言转向”与当代哲学思潮

一、世纪之交西方哲学的危机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存在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洲各国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重大危机,甚至哲学家们的社会作用都受到了普遍的怀疑和攻击。这一历史情节开始于19世纪下半叶的德国,当时黑格尔的唯心论遭到普遍攻击,在哲学上取而代之并在整个意识形态领域中逐渐占主导地位的是所谓的“科学的自然主义”。但在自然主义之后,哲学家们不     

中国哲学的本土意识与原创冲动——2010年度哲学学术热点评述

2010年是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最后一年,中国的哲学研究虽然没有出现什么惊天动地的奇迹,但在平静中显露出某些新的端倪和气象。本文选取几个比较有学术和思想意义的热点或重点问题,试图通过简要的评述,以显示这些新的端倪和气象。需要说明的是,文中所谓中国哲学,不是指现行体制下的二级分支学科,而是指中国的哲学或在中国的哲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理论的西方哲学渊源

西方语言学的理论方法对汉语语言学界有着深刻的理论指导意义,文章试图探寻和说明影响汉语语言学研究的西方语言理论的哲学渊源,从而揭示哲学对语言学的指导和推动作用.     

西方诠释学的东渐及其效应——洪汉鼎先生访谈(下)

黄小洲:据您的了解,您认为西方诠释学在中国的传播最早可以追溯到1960年代,请问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 洪汉鼎:我们最早接触诠释学的就是中国科学院哲学所编的《哲学泽丛》,早在1960和1970年代,它就发表了一些从苏联翻译的哲学论文,其中讲到了诠释学.广州大学有一位青年学者作了考证:在《哲学译丛》 1963年第9期刊登了由水羊木先生翻译的德国学者O.贝克尔所写的《艺术审美尺度的超验问题质疑:H.-G.卡达穆尔〈真实性和方法·哲学诠释学纲要〉》一文(卡达穆尔即伽达默尔),这应该是中国当代最早介绍伽达默尔解释学的文章.注意啊,这是在1963年,也就是在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出版后才三年,我们就有介绍了.此后,在1970年代,《哲学译丛》陆续发表了一些翻译过来的苏联学者的文章,其中提到了解释学和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所以说,引入解释学的年代可以上溯到1960年代.     

中西方语用原则应用差异的哲学思考

精通英语不仅要求能说流利地道的英语,还要掌握英语特有的思维方式和语用原则,避免不必要的误解和冲突。言说方式有深厚的历史传统和哲学渊源,中国传统哲学讲究整体观念,强调和谐、与人为善;西方哲学注重科学分析、逻辑推理,更突出实事求是,导致了在语用原则上的差异。通过中西方哲学对比,可以找出中西方对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不同侧重的根源,帮助我们了解西方人的思维和语用原则,促进中西方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