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律教育与法律实践的对接与疏离

在国家和社会的转型过程中,由于新的社会运行机制尚未形成及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形成了国家对法律从业人员的规训———法律教育与法律职业者的法律实践行为之间的启蒙与抗争的状态。     

伦理作为身体规训的契约:为身体立法

"身体"问题是现代性思想中的一个重要论域,身体作为伦理秩序的始基,是以身体立法;而伦理作为对身体的规训,又为身体立法。伦理的历史可以说就是一个"修身"的过程,以"理"修"身"的实质是权力通过身体来实施和彰显。对此,以谱系学和女性主义来检视身体—性别与知识—权力相互纠缠的历史情状,借以探讨以现代的从自我关怀出发的身体伦理来取代古代的从禁忌出发的道德体系的可能。     

规训与认同的话语实践——以1950-1957年现代作家选集的序跋为例

本文以"新文学选集"和"人文版现代作家选集"的序跋为研究对象,探究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规范和话语实践.在两套选集的序跋中,序跋作者对自己或他人思想的检讨和批评,对旧作的贬低以及选择、修改等,既是国家权力话语规训的结果,也是作家积极主动认同主流话语,重塑自我的必然选择.     

惩罚的社会学解读

惩罚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自古有之.从"棍棒底下出孝子"的中国传统到欧洲中世纪"露出你的脊背,扬起我的鞭子"的格言,从曹禺的《雷雨》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惩罚不仅是日常生活中的普遍现象,更是文艺作品中的永恒主题.我们每一个人从孩童时代,就已经深刻感受到了来自家庭或学校的惩罚,有些记忆甚至刻骨铭心,深深影响了我们的成长道路和气质性格.     

学科规训下的"中国法传统有没有民法"问题

"中国法传统有没有民法,,问题是现代中国民法学一个自始以来的困惑.现代民法学通过否认民法品质的中国属性来确认自身,但是中国法传统下的"固有民法,,有一套自己的逻辑.这一问题的核心是,现代中国民法学的品质应如何?必须借助对现代中国民法学"学科规训"历史起源和现状的分析,以法的历史性弥补法的科学性的不足,反思现代民法学学科知识"分门划界"的建制过程,推动现代中国民法学知识生产机制的真正确立.     

日常工作中的规训与抗争——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孤岛时期上海女工研究

孤岛时期,在工厂的日常生活中,女工们不仅面临苛刻的规章制度,忍受着男性管理者的语言和身体上的暴力,还遭遇以性骚扰、性侵害为主的性别控制。传统的父权制与近代资本制共同建构了日常工作空间内对女工身体的规训。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长期共同的工作经历促使女工们形成了一定程度的自我意识,她们在日常性的工作中寻求一切可能机会进行抗争,如消极怠工、放慢工作节奏、偷偷休息等等。长期大量类似行动的聚集在救亡的背景下产生了一种抵抗的力量。     

“精神病罪犯”的诞生与治理的转型

对危害社会行为的精神病人,刑事古典学派时期是通过刑法知识对象化为罪犯,或通过医学知识对象化为精神病人,依照司法权力和医学权力分而治之.规训权力的兴起,导致了"精神病罪犯"的诞生."精神病罪犯"产生所策动的治理模式的调整,将促使整个刑法知识体系的转型.     

阎连科小说色彩化权力书写与解构策略

阎连科小说文本中含蕴着充沛的权力书写,它涉及绿色的军营、褐黄色的乡土、黑色的死亡。其中,红色的政治话语书写往往裹挟于性的黄色与死亡的黑色之中。在色彩化的权力书写与解构策略中,其权力表述与批判呈现互为结构与解构的特征。源于权力的规训与惩罚,权力对人性所造成的异化,使得权力书写又呈现出忧郁的冷灰色。     

论元身体学及其方法论意义

在身体研究的视野中引入亨利·列斐伏尔的“元哲学”概念和“三元辩证法”的批评实践,试图建立一种“元身体学”的阐释框架,将对身体的思考同时纳入认识论上时间—空间—社会的三元辩证法、语言论上隐喻—转喻—象征的表征系统、本体论上体验—规训—偷猎的身体实践中,让身体的复杂性、丰富性、隐秘性和革命性回归身体.     

政党意识与延安文艺的建构

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及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既规训了延安文艺的路向,也生产了具有政党意识的“知识”,即新的延安文艺.延安文艺运动使知识分子意识逐步被政党意识所取代,知识分子主导下的延安文艺建构开始让位于政党意识主导下的延安文艺建构.而以整风运动为肇始的、新的文艺生产机制的生成过程,也印证了权力与知识生产之间的连带关系.运用福柯的“规训”理论梳理政党意识与延安文艺的建构之间的关系,可使人们对延安文艺产生更为深刻的认识和更为理性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