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言志”文艺观的历史际遇及其理论价值反思

周作人以“言志”为核心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文学理念在1930年代中国的历史情境之中显得不合时宜,与左、右翼文学运动发生了激烈冲突,甚至被全盘否定。在当代历史语境中,“言志”文艺观的理论价值应该得到新的阐发。     

近三十年的散文

近三十年的散文是对五四文学的一次回归,老一代作家与学者在此起到了主导作用.鲁迅传统与周作人传统在一些人的创作里得到强化.一些思想者的作品注入了精神的活力.他们从自我出发颠覆了"文革"艺术虚假的理念,将个体感受和社会承担统一起来.在此基础上,散文出现了多种可能,一些新的文体填补了白语文书写的空白.那些直面人生的作品赢得了读者的喜欢,一些智者的随笔也在冲击着八股写作的旧垒,显示了思想的锋芒.年轻一代的散文越来越有活力,不再匍匐在前人脚下,个性鲜明耀眼,把不羁的热情留在文坛之中.多样性与丰富性预示着未来文学的另一种格局.当代散文在现代散文传统的暗示下,有着不可限量的未来.     

“文”学之宏大叙事的解构——浅谈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

《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是周作人文学观得到集中体现的一部著作,该文中他将中国古代文学分为"文以载道"和"诗言志"两派,并且主"言志"而绌"载道"。但追溯中国古代文论史,"言志"与"载道"在这里都受到了误用,"诗言志"实则为"诗缘情",它强调文学创作时自我情感的自在状态,为己而非为他人。这种"自己表现"的文学观,其实是对数千年来强调文学教化的社会功用的宏大叙事的解构。     

论宋初抒情言志赋

宋初许多文人喜欢以辞赋来抒情言志。一些沉浮于宦海的文人,多以赋来抒发自己谋于稻粱、身为形役的苦闷;一些有志于挽救世道人心的文人,则以赋来表达自己的人格理想,抨击失之于道德的“小人”。宋初的抒情言志赋围绕着感慨自身遭际和表现人格理想两大主题展开。     

论周作人20世纪美学思想的精神内核

周作人之20世纪美学思想主要包含三方面内容:一、把儿童文学纳入新文学的宏观建构中;二、对"言志派"与"载道派"两大新文学源流的批判性反思与鉴照;三、潜心于"冷落冲淡"与"逸趣横生"的散文风格创作实践.概而论之,其美学思想强而有力地标举和昭示着20世纪现代中国文学应当在"古典"与"现代"的持衡中获得新生的重大命题.     

中国现代散文与“言志性灵”文学思潮

在“五四”以来的文学史上,小品文作为白话文学最先获得成功的散文品类,曾领衔现代文学达十几年之久.从20年代初发韧,至30年代中期形成“小品文热潮”,其间可谓佳作迭现,名家辈出,堪称小品文的黄金时期.作为一种新兴的文体,小品文的兴盛发达,离不开“言志性灵”散文思潮的推波助澜.本文从文学思潮的角度,考察了30年代中前期的“言志性灵”散文思潮的形成、发展及其理论主张,并归结其特征:一是推崇“个人的发现”:二是强调表达的“真”:三是倡扬幽默,以闲适为格调;四是重视“笔调”与“文调”的美.最后指出,“言志性灵”散文思潮是散文的正宗,它标志着现代散文文体的自觉,是一个既传统古典又具有开放性和现代性的散文思潮,应引起足够重视并成为现代散文的发展方向.     

论一代狂士祢衡的文学创作

祢衡个性突出 ,才华卓著 ,仅凭留存的一赋三文 ,便确立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祢衡的创作“以气运词”、“借物言志” ,突出地体现了建安时期的文学发展趋势。他的《鹦鹉赋》为后世的同题赋作树立了师法的典范 ,是同题赋作中不可追及的顶峰之作 ,对咏物类文学创作具有广泛的示范性的意义 ;而其“以气运词”的行文方式 ,更具开风气之先的作用 ,对孔融的个别作品产生过影响 ,对阮籍的影响尤为显著。他在文学史的地位完全可以和孔融、刘桢诸人相提并论。     

庾信"性灵说":中国个体诗学与"文的自觉"的成熟标志--兼议"性灵说"与中国诗学的主体间性

以庾信“性灵说”为代表的南北朝诗学理论与实践,标志着中国个体诗学和“文的自觉”的成熟;“性灵说”与现代美学中的主体间性有异曲同工之处;‘性灵说”所昭示的中国诗学的主体间性反映了中国本土美学固有的主体间性特征,它是中国传统美学与当代世界美学的接轨点。     

《左传》与"诗以言志"

《左传》提出的“诗以言志”,即《汉书.艺文志》所谓“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本文重点论述与之相关的三个问题,即:称《诗》谕志、歌诗必类、赋诗断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