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言情中的“有意味的形式”

<诗经>在艺术上突出的就是赋、比、兴的创始,赋、比、兴等"有意味的形式"在言情中的广泛运用,构成了中国古典诗歌的独特味道与价值,成就了<诗经>富于内容的结构形式、富于情感的表达形式、富于意境的审美形式.本文努力以文艺美学的观点给<诗经>言情形式以新的观照.     

李开先曲论之贡献

作为明嘉靖年间著名的曲学家,李开先的戏曲理论在中国戏曲批评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戏曲功能方面,他认为戏曲是抒发悲涕慷慨抑郁不平之衷的工具,对戏曲功利观不无匡正;在戏曲本体论方面,他认为戏曲源远流长,南北有别,文辞尚俗,崇尚金元,对戏曲本色论有推波助澜之功;在戏曲演出上,重视演员、乐工、伴奏乐器对戏曲表演所起的重要作用,对强调场上之曲有所裨益。     

自制CAI课件在英语教学改革中的新理念和策略

一、CAI课件的运用为英语教学改革开辟了一条成功之路 随着社会的发展,教学内容、教学价值观及教学技术手段的根本改变,广大英语教育工作者在英语教学中不断地改革和创新,探索出一条条创设晤言情景,重视发展学生,培养学生自学力,重视研究教法和学法的有机结合的道路.     

言情的艺术——论李商隐无题诗的情感及抒情方式

善于言情，是李商隐无题诗的根本艺术特征。无题诗中的深挚感情，通过婉曲的抒述方式以及营造朦胧意境、渲染悲剧气氛等艺术手法表现出来。成功抒写挚情是无题诗独具魅力的根本原因。无题诗对诗歌艺术的发展贡献很大。     

极致“言情”: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叙事策略与修辞效应

文体修辞是海派鸳蝴小说得以自成一体的一道外在标记。《玉梨魂》等,正是以其极端化的言情修辞,而在民初文坛上站稳脚跟并兴风作浪的。鸳蝴文体所采取的相关策略:远离主流宏大叙事模式的言情叙述,消闲化的自我定位,软性语言的大量运用,莫不为在自己开辟一块独立的言说空间。正是以“鸳蝴”叙事为基础,二、三十年代的海派城市文学得以在“五四”、“左翼”语境中自立门户,拥有自己的话语体系。     

《红楼梦》对中国小说“传奇”精神的拓展

本文认为,无论是从创作方法的“虚构性”、创作动机的“审美性”、还是创作主题的“言情性”来看,《红楼梦》都是一部具有浓厚的“传奇”风韵的小说作品。其中就“虚构性”而言,它实现了“幻”与“真”的互动;就“审美性”而言,它实现了由“趣”到“味”的提升;就“言情性”而言,它实现了由“爱情”到“人情”的深化。     

《娇红记》：戏曲与小说人物形象之比较

晚明剧作家孟称舜的戏曲《娇红记》全名《节义鸳鸯冢娇红记》,是据元代同名小说《娇红记》改编而来的,通过比较戏曲和小说在人物塑造方面的异同,可知戏曲在借鉴小说塑造人物形象特点的基础上,对＂情＂作了更为深入的阐释和丰富的表现,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生动,进一步突出了人物个性意识的觉醒,体现了鲜明的晚明时代精神。     

“诗言志”与“诗缘情”矛盾的非矛盾性

一直以来,理论界将诗言志与诗缘情对立起来,从而形成文论发展的两个不同流派,似乎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不可互渗互补的矛盾性。事实上,理论界长期流行的这种矛盾说法有失偏颇。在中国文论发展史上,这两种说法不仅在文本来源上造就了一种虚假的矛盾性,而且在以情为本体的观念上也分化了两者的交叠重合,而诗言志与诗缘情矛盾的真正根源在于儒道观念的差异。     

言情与世情:张爱玲与中国传统人情小说在精神上的内在联系

张爱玲的小说在精神上深受中国传统人情小说中的“世情”传统与“言情”传统的影响。她的小说与世情小说的契合之处在于共通的对于世态人情的兴趣,同时,由于对末世的绝望和对人性的悲观,它们都得出了世情虚无的结论。张爱玲小说中的言情经历了“怀疑———肯定———彻底幻灭”三个阶段,在赋予“情”以正面意义时,它企图依靠言情以超越、抵抗世情的虚无,这与言情传统相当契合,但由于“情”的力量极为脆弱,言情最终被世情吞没,从而使得她的小说最终走向对“情”的彻底幻灭。     

浅谈郑板桥的书画艺术

郑板桥对人生采取积极的入世态度,对劳动人民表现出深切的同情。当他的政治理想破灭后,只能以“难得糊涂”的态度迎人处世。寄情于艺术活动之中,在书法、绘画上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尤其是画家独标品格的个性和慷慨激昂的情绪发泄,为近代花鸟画的勃兴开了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