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汉语“言”字研究

本文讨论古代典籍中的＂言＂字的用法,对先秦经典中的＂言＂字进行仔细研究,发现它共有五个意义,与传统的研究有较大的不同。它既是一个虚词,又可以是实词。既是动词、名词,又是代词、连词,还可以作为形容词尾,争论较大的是作为代词使用,而它本身是具有代词功用的。     

盛世中的穷者之音——论《箧中集》诗人的复古与涩调

《箧中集》诗人是盛唐到中唐诗歌转折中的一个过渡群体。他们复古色彩明显,多做五言古诗,对汉魏诗的主题、艺术手法和思维方式等多有继承。但《箧中集》诗人缺少魏晋诗宏阔自由的精神力量,过多执著于现实忧虑,诗歌也因而呈现出俗和涩的新变倾向。特别是他们善于用尖刻参苦的语言把自己的穷苦说到极端处,以及有意识地用语感上的涩调表达内心的苦涩,成为中唐奇险一派诗风之先声。     

太初有“言”更有“事”——言事关系与先秦学术形态嬗变

人类所说之“言”与所做之“事”既反映人类的本质特征又构成人类世界的两个主要面相。所以,先秦史官不仅重视记“言”述“事”,而且将“言”与“事”分别而书。先秦之“言”经历了从神言到人言、从具体之言到抽象之言、从散见之言到结集之言、从格言警句到系统论说的发展演变。在此过程中,言事关系呈现出两大发展趋向：一是“言”朝着离“事”而独立的方向发展。“言”的形成虽然离不开人类所做之“事”,但伴随着人类理性思维的发展,“言”的抽象性、概括性越来越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先秦诸子立“言”成家,最终完成了对具体之“事”的超离与统摄。二是“事”作为更为本源性的存在,本质上“言”亦属于“事”(人类活动),伴随着人类的觉醒与人类活动的日益复杂,“人物行事”愈发成为记录的中心,及至《左传》寓“言”于“事”,将经学思想、诸子言论、格言警句、俚语俗谚融入历史叙事之中,“事”最终实现了对“言”的主导与统合。“言”与“事”及其关系的演变,与经学、子学、史学的起源、形成有着内在的关联。     

生成式人工智能介入知识生产的功用探析——借助ChatGPT和“文心一言”探究数字劳动的体验

ChatGPT和“文心一言”作为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新产品，造就了人机合作进行知识生产（尤其是学术研究）的新形式。以探究数字劳动的含义为例，以人机问答的方式获得机器智能提供的答案，这展现了ChatGPT和“文心一言”可以辅助人进行学术研究的新功用，从而形成人机合作的知识生产新模式。在这种模式中，机器智能在提供资源的概括和简单的文本生成方面对人的知识生产提供高效的帮助，并通过人机问答的互动使这种帮助更具针对性和时效性。通过对机器生成内容的具体考察，深入体验这两款生成式人工智能新产品的实际使用，也可以发现其明显的不足和局限，尤其体现在：由于受限于训练数据集和能够进入的学术资源数据库，其归纳既有知识成果的全面性和准确性与人的要求还有较大的差距，更不能替代人去进行原创性的知识创新。鉴于此，需要理性地看待智能机器为人类的知识生产所能起到的功用，既要前瞻性预测这一新型的人机协同方式对人类未来知识生产走向的巨大影响和积极意义，也要根据现阶段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工作机制，发挥好人在使用提示词等方面的作用，通过人的积极作为来调动智能辅助系统的潜能，在人机之间既有合理的分工又有融洽的互补式合作，来助力学术研究型知识生产活动的开展，并对人作为知识生产的主体始终保持足够的警醒。     

破坏、革命与立宪——再论梁启超的革命思想(1898—1903)

一般认为，戊戌政变后，梁启超的思想趋于激烈，甚至一度热衷于鼓吹破坏与革命。但他笔下的革命与革命派推翻清王朝的革命不可同日而语。在梁启超的思想体系中，无论破坏还是革命，都只是其实现立宪政治的手段。流亡日本之初，他明确反对革命，主张寻求列强支持，走“尊王复辟”之路；而后，随着对国民重要性的发现，梁启超毅然提出依靠国民实现国家独立的救亡之路，卢梭的“民约论”遂成为其进行思想“革命”的武器，这与革命派呼吁的暴力革命截然不同；庚子事变后，梁启超已清楚看到清廷不可能洞察大势、让权于民，故而疾呼武力破坏与革命。但他呼吁破坏、革命，意在制造革命舆论，以此倒逼清政府立宪，正所谓以“革命”促“立宪”;游美归来，梁启超弃言革命、告别共和，首要原因正是觉察到，革命形势的发展已背离了其以“革命”促“立宪”的初衷。而贯穿梁启超畏惧——疾呼——弃言革命过程的思想主线，正是他对立宪政治的不变追求。     

从屈宋赋象审美意识到“丽”范畴的定型——中国赋体语言审美家园的筑造

屈宋赋象审美意识见于二人的赋文本中，由于未涉及对赋言美的认知，因此只能看成是中国赋美学的萌芽形态，但后世中国赋美学皆以这个审美意识为原初的基础。对赋体文学真正的审美认知，始于“丽”这个范畴的运用和扩展。在中国赋美学史上，扬雄最早把美学范畴“丽”用为赋体文学审美范畴，用以指赋言本身之美，以及赋言所呈现的赋象之美。曹丕将扬雄命题重说为“诗赋欲丽”的观点，至刘勰《文心雕龙》把“丽”在赋美学语境中扩展为一个词群。经历这样的历史建构，“丽”最终被确立为赋美学本质论的核心范畴，赋体文学审美的家园因此得以成功地筑造。     

论庄子“卮言”的齐物旨归——以《齐物论》为中心的考察

《庄子·齐物论》典型体现了“卮言”的特征与旨归，并以“尝试言之”与“妄听之”为其要义。作为“尝试言之”的卮言，是一种“妙道之行”中对“万物之化”的观照方式，既不试图用“言”匡定“已而不知其然”之“道”,亦不企图以“言”支配“万化而未始有极”之“物”,故可与妙道之行谐行、与万物之化同化，此即“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此外，作为一种人文符号的“卮言”意在解除“辩”所导致的“相非”,“名”所衍生的“相轧”,而期许在与“妙道之行-万物之化”的谐行开放中敞开彼此、通达你我；人与人在“语言”中的相遇不应是一种由上而下的强制灌输或倾轧凌辱，而应是“妄言者”与“妄听者”平等参与、共聆天籁的生命活动，在此意义上，“卮言”以其居间道物、通达彼我的“齐物”特性，为人与人的“相与于无相与”提供了可能性与可行性。     

试论葛兰言中国研究的比较方法

本文基于法国学者葛兰言的中国研究文本,具体介绍其研究中比较方法的应用,探讨其对于中国研究和人类文明发展研究的贡献。葛兰言从社会节奏、社会发生和婚姻联盟等角度对先秦中国人与古日耳曼人、北美印第安人、古阿拉伯人进行对比。他从广泛的比较研究当中确定早期文明社会共通的总体特征,弥补了中国早期研究资料的不足,发现先秦中国文本的社会学意涵,为人类文明发展研究提供了中国史的材料依据。     

曹植的赋美学观

曹植是建安时期最重要的赋家，他的赋美学意识和思想对魏晋六朝赋美学具有开启性的历史意义，他明确把赋文学的本质定义为对赋言之美的创造，赋家对赋言之美的创造也即是赋家对赋之意象和气韵的审美创造，强调慷慨悲壮是赋美的基本精神。他将审美之赋从价值论方面定性为小道，反对赋文的审美创作可以令赋家收获自己生命的不朽，他的赋观在这一点同曹丕的文章不朽论直接对立，对立的背后，隐约可见曹植同曹丕在政治上各自处境、位势的不同，正是这种不同决定了他们对赋文创作是否具有审美救赎功能有了各自不同的认知。     

解读“中国化”问题的中国概念——以“对言”和“相关”为例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出了一系列有待回答的问题，“文明形态”和“文明史观”也重新面临着“创制”的时刻。与之相应，“相与而共”“共享而同”“相反而成”等中国式的“对言”结构及其有别于“同一律”的“相关律”逻辑，当可成为典型的思想语法，使“中国化”的问题在中国知识体系中得以厘清。而“中国化”与“时代化”的并用，恰恰需要在中西文本的译解之间进一步还原“对言”和“相关”的潜在意义；这不仅可以撬动概念的固化和理解的惯性，也将重置和重构文明对话的思想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