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献的保存角度看汉赋文学特征的生成

汉赋讽谏、抒情、体物的三大特征与汉赋在不同时期被不同选本选取的标准有着很大的关系。今之所见汉赋,主要出自《史记》《汉书》《后汉书》《文选》《艺文类聚》等,正是这些文献构成了后世所见的汉赋格局。两汉时期,以《史记》《汉书》为代表的选本,重视对讽谏性作品的选取,与汉代赋学批评强调赋之政治讽谕功能有关;魏晋南北朝以《文选》为代表的选本在肯定《史》《汉》所选汉赋篇章外,突出了对抒情赋的选取;唐代以《艺文类聚》为代表的选本,由于其类书自身"事类"的特征而侧重于对体物赋的选取,这些体物赋的大量选取突出了汉赋的体物特性。不同时期对汉赋选取角度的不同,塑造了汉赋的三大特征,这三大特征只和被保存下来的汉赋文献有关,并非汉赋本原面目的呈现。     

两千年的政治“隐语”：讽谏、避讳与文字狱

在中国古代礼法中,尊者、长辈的名是不能直呼的,由此产生了一种今天看来既有趣又严酷的规矩——避讳。有的避讳是被动的,如皇帝名字;有的却是民间主动创造的＂避讳＂,特别是那种朝廷不许说,百姓们又很想说的人或事。     

论"大雅"讽谏诗的文化意蕴

"大雅"讽谏诗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它继承、发扬了原始氏族社会民主政治文化的优良传统,体现了贵族士大夫的文化人格,反映出贵族士大夫理想中的君王形象.深入挖掘其思想文化价值,从中吸取有益的营养,对于继承优秀的中华文化传统,弘扬民族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毛诗序》以美、刺说诗探故

《毛诗序》好以美、刺说诗 ,其美、刺对象多指向帝王后妃 ,且牵强附会 ,与《诗》之本义乖谬者多。前人所谓《诗序》所言非诗本义 ,乃周人采、编者“用诗之义”,亦不可通。《毛诗序》当为汉儒所为。汉统治者崇经尊儒具有很强的实用功利性。在这一特定的政治环境下 ,汉代经师为履行其职责 ,其研习、传授《诗经》的终极指向是将《诗经》作为树立君王权威、维护封建秩序的工具 ,并巧妙地利用说解《诗经》以求达到委婉地讽喻警示当代帝王的目的。     

鸿都门学的文学史意义再审视

蔡邕批评鸿都学士主要是他们背离了汉代士人对辞赋讽谏性的坚守。从后世的批评上看,对于鸿都门学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开榜卖官、石经考异和书法源流的追溯上,并未涉及到文学发展的层面。因此,从文学发展史的角度上来看,鸿都门学并没有进入到文学发展的轨道中。     

春秋时期政治生态变迁与讽谏诗歌艺术演化论

春秋时期的讽谏诗人在传承西周时期讽谏诗人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在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方面都取得了创造性发展。春秋时期的讽谏诗将政治批判对象直指周王与国君,综合运用“赋”“比”“兴”三体,采用呼告、设问、夸张等多种修辞手法,使用以“美”为“丑”手法和“卒章显志”结构模式。其主要动因是政治生态的变迁、天道观念的嬗变以及诗歌艺术自身的演化。春秋时期讽谏诗歌的艺术演化对后世讽谏诗及其他文学样式的创作与诗学理论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     

论讽谏艺术及其历史局限性

以柔顺为特征,讲究进谏策略和语言技巧的讽谏,既是君主专制制度下特殊的言语行为,也是凝聚古人高超智慧的说理艺术.作为君主专制制度自我调整、自我补救的方式和手段,讽谏虽在防范君主决策失误、维护国家机器正常运转,乃至约束君主生活小节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其民主色彩与专制体制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讽谏以言语取效带有极大的偶然性,其劝诫纠失的作用也极为有限,不可高估,更不可盲目地推崇或讴歌.     

《子虚赋》内容考略

《子虚赋》是汉赋大家司马相如的第一篇作品 ,现已亡佚。本文在考察文献资料的基础上认为 ,《子虚赋》是为讽谏梁孝王的奢靡游乐而作 ,内容取材于梁地风物、梁孝王的奢靡状况和游乐场景等 ,以梁孝王游猎为主线 ,以子虚乌有对答的形式展开 ,虽与《天子游猎赋》的行文形式差不多 ,但内容截然不同     

"讽谏"论遮蔽下的汉赋存在

汉赋“讽谏”说影响深远,本文梳理了汉代“讽谏”说的产生及流变,并指出汉代不同于“讽谏”的弱势赋学观点存在。汉代除典型受推崇的大赋之外,还有风格多样的宫廷作家赋作及源于下层文人的民间赋,而汉赋内容、风格的这种丰富性往往被忽视。民间赋创作在东汉末年应该是繁盛的,并且对文人赋的创作有较大影响。     

元祐词坛词之功能论

关于宋词功能,很多论者持遣宾娱兴的观点。事实上,北宋元祐词坛已经在理论上有了与此不同的阐发。概括起来有三点:一是情志兼融论,即词既可表现个人情感、甚至男女私情,也可抒发各种志向或抱负,也可将情与志融合起来抒发个人内心世界。这是一种开放的功能观。二是比兴论,即以诗歌理论来论词的托物寓意,元祐不少词人都有论及。三是温柔敦厚的讽谏论。元祐词人在词的讽谏理论时,把诗歌温柔敦厚的特征融在其中,从而形成了一种颇具特色的功能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