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闻证据规则与证人出庭研究

刑事诉讼证据中的排除传闻规则是为了确保证人证词的可靠性。当诉讼一方在审判中引用证人在庭外的证言作为证据，来证明所提及或指称的事实属实时，这些证言会遭到排除。法律另有规定的情形除外，证人没有出庭所作出的书面证言原则上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证人出庭，确保被告人可以在庭上提出质问，使证言令人信服。     

测谎结论证据属性辨析

本文从对证据内涵的探究出发,以一个典型案例为基准,着重分析了测谎结论在民事审判中的作用。在此基础上,笔者主要结合了测谎结论的基本原理以及测谎在实践中的不同运用方式,对测谎结论的真实性和可依据性进行了考察和分析。     

浅析民事再审程序中新证据的界定

由于我国民事诉讼法对再审程序中新证据的规定过于概括，造成理论界与实务界对新证据的界定有不同声音。在实务界，法官到底应该根据什么标准来界定民事再审程序中的新证据，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文浅析了再审程序中的新证据所引起的消极影响、民事再审程序中新证据界定的原因与意义，并对界定民事新证据应考虑的因素进行了初步探索。     

再议现行审计证据准则的变化及其影响

本文以2006年2月颁布的现行审计准则体系中<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301号--审计证据>为研究对象,在对照新旧审计证据准则的基础上,阐述分析现行审计证据准则的重大变化,及其给审计理论及实务带来的多方面的影响.文章首先阐述了审计证据理论的基本概念、审计证据发展的历程及其意义;然后围绕现行审计证据准则的改进内容展开阐述;最后紧紧围绕现行审计证据准则的变化对审计理论与实务产生的影响展开讨论,以期对我国注册会计师执行审计业务有所启发,促进我国审计事业的发展.     

论刑事证据的新定义——以逻辑学为视角

法学是一门极富魅力的学科,这种魅力在于法律概念与法律规则的表述是严谨的逻辑与生动的语词的完美结合体。然而,这种结合体的特性也势必会提高人们对于法律理解的难度,关于证据的定义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证,古今中外的学者们围绕这个问题殚精竭虑,提出种种不同的观点,但迄今为止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2012年3月14日,睽达16年的《刑事诉讼法》,这部与公民权利息息相关、与打击犯罪密切相连的国家之大法终于迎来了自1979年创设起的第二次大修改,这在中国的司法界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这次的刑事诉讼法修改非常全面,其有关证据的法规自然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第48条对刑事证据的定义问题,作出了新的阐述,借此契机,笔者运用逻辑理论工具,分析与论证刑事证据新定义逻辑上的正确性,并对新定义背景下的证据属性问题进行辨析,以期对证据法学的繁荣与发展有所助益。     

WTO司法透明原则与裁判文书的公平性——入世后涉外裁判文书中证据部分的写作

人民法院在审判活动中制作的裁判文书,是具有法律效力的、真正实施法律的重要工具.近几年,随着我国加入WTO后大量涉外案件的出现,对我国涉外裁判文书的公正性和透明度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我国传统裁判文书写作中的缺憾,尤其是证据部分存在的根深蒂固的一些"痼疾"就亟待纠正.本文试从WTO司法透明原则的要求出发,针对人民法院在制作涉外裁判文书中证据部分时如何提高公正性和透明度的问题,从四个方面加以分析、探讨.     

论法定证明与自由证明——兼论新刑事诉讼法的证据制度改革

人类历史上存在着不同的证明模式.纵观世界司法证明史,两大法系都从自身历史环境中演变出不同的司法证明模式倾向：大陆法系倾向于自由证明模式,英美法系倾向于法定证明模式.我国素有自由证明的传统,然而这种模式并不适应我国的司法实践.当前有必要在区分证据能力与证明力的前提下,将法定证明模式与自由证明模式交错适用,并加强法定证明的因素.新刑事诉讼法修改体现了这一司法证明模式的发展趋势,将来应该继续朝这一方向发展.     

论轻罪案件逮捕必要性审查机制的完善

逮捕强制措施的适用关乎法治与人权保障的科学合理程度,因而备受理论界和司法界的关注.近年,随着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正式确立,最高人民检察院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有关正确适用逮捕强制措施的司法解释、工作制度等规范性文件,对检察机关审查逮捕工作和公安机关的侦查工作起到了积极的指导和引导作用,报捕和批捕案件质量得到逐步提高.     

卧底侦查取得供述的效力刍议

卧底侦查作为一种特殊的侦查手段，对于某些重、特大犯罪案件的侦破有着无法替代的作用。但是，由于其特殊性极易造成不良后果，使得卧底侦查取得供述的效力，一直存在着较大的争议。因此，在借鉴美国的做法，考虑中国的侦查实践的基础上，我国应明确卧底侦查取得供述的效力，寻求保障人权与打击犯罪的最佳平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