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曼殊诗画的禅佛色彩

因有以禅入诗、入画的传统,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为数众多的诗僧、画僧、诗画僧。文人墨客创作的“禅意诗”、“禅意画”与禅僧禅心外化的“禅诗”、“禅画”有本质上的区别。苏曼殊诗画带有明显的禅佛色彩,如其诗画里大量出现的禅佛名相以及带有“依我自悟”表征的“我”的形象第一人称代词,进一步强化了其现代禅僧的身份特征。     

诗谶说的文学批评价值

诗谶是鉴诗者将诗歌作品与诗人或相关人物命运相结合,以求诗歌与史实或本事互相印证的一种诗歌批评形式.它包含着兴亡谶、穷通谶(科谶与仕谶)、贫富谶、寿亡谶、祸福谶等内容,是汉儒以谶解诗、诗学与命理学结合的产物,虽然披上了宿命论外衣,却汲取并深化了古代诗论的言志言情、知人论世、诗可以观、气象观诗说等多方面的内在精神.正确评价诗谶对批评地接受传统诗学遗产是十分必要的.     

论盛唐声诗和绝句为唐曲词发生的前夜

盛唐延续了初唐的去音乐化运动，古风中的乐府和歌行盛行，造成了音乐消费的空缺，以七言绝句为代表的声诗大量涌现以满足对声乐歌词的需求，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中唐时代，直到词体形式的代兴，才渐次出现了词体取代声诗的现象，因此，盛唐绝句声诗的兴盛可以看作词体发生的前夜。     

关于《毛诗序》作者的新思考——论毛奇龄对《诗序》作者的研究

《诗序》的作者问题是诗经研究中的一大公案。而毛亨作《序》说在诸多争论中始终居于主流地位，具有相当的影响。但主张这一说法的学者却一直未能解释《序》、《传》间不合的矛盾。事实上，清初著名学者毛奇龄曾对这一问题提出过十分精辟的见解，却始终未受到学界重视。他不仅指明《诗序》本是《毛诗故训传》的一部分，即“故”和“训”，因而其作者同为毛亨；并且解释了《序》、《传》不合的合理性。     

诗语的俗化和俗语的诗化

新时期的诗歌创作曾一度将诗语的典雅奇异推向一种极致,随后开始了面向生活语言的俗化的回归,一直发展到当下的“口水诗”,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与此同时,以歌词、短信等为代表的社会生活俗语,却出现了全面诗化的现象。诗语俗化和俗语诗化的文化背景和动因,可以概括为诗的娱乐化和娱乐的诗化。一方面,俗语作为娱乐的一部分需要审美的诗意元素的参与;另一方面,诗歌为了迎合娱乐和市场的需要则选择了全面俗化,诗语的俗化正是其中的一个重要侧面。     

试论后村的写景诗

后村的写景诗是一个不断渐进的过程,首先是接受王维、姚贾和四灵的过程;其次是接受韩愈、孟郊等人的过程;最后是一个熔铸议论,超越写景的过程。后村写景诗的特点首先是直书所见,绝无“滑溜机械”的缺点;其次,后村出游时对古人的碑帖和题诗尤为感兴趣,总是一目十行地诵读或者长时间地把玩。因此,后村的山水诗充满了浓郁的文化色彩。     

浅谈唐代音乐诗

唐代音乐发达,音乐文化是唐人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因而音乐诗创作颇为兴盛.首先,内容题材丰富多样,有对乐器的描写,有对音乐之声的描写,有对歌舞样式的描写等;其次,表现手法多种多样,有以声拟声、以形写声、侧面烘托等.     

《诗》“兴”与先秦断章取义的用《诗》传统

文章着重考察了《诗》中“兴”的含义,及在先秦时代的用法、目的和对后世的影响。     

从汤义仍到钱牧斋——一种“诗道”理想的确立

汤义仍与钱牧斋的交往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其不仅展现出钱牧斋"诗道"理想确立的具体情景,而且有助于我们理解明末儒家学术体系向传统复归的内在趋势。     

明清诗话对诗“气”认识之探索

明清诗话将多变而冗杂的诗之"气"理解为大自然或人体之气,充分体现出中华民族特有的创作心理与倾向,是一种成熟而务实的诗歌理论心态。在对诗气的探索之中,有如寻求隔水蒹葭之伊人,挫折中折射出了一缕淡淡的迷茫。然而正是在这百折不挠的探寻之中,才使人深切地感受到:其探索的过程和经验,实为后人诗歌创作竖起了一面泽被百代、可资多方借鉴的铜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