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低碳发展公众参与的现状研究(二)——公众参与类型调研分析

如何进一步深化低碳发展公众参与,是当下面临的新课题。文章在全国范围的问卷调研基础上,对人们熟悉的"低碳"相关概念进行研究。从答案的多样性来看,我国公众对低碳发展表现出积极、不积极和无所谓的多种态度;之后针对低碳发展公众参与进行的调查,也呈现了类似情况。这些现状具备的特征,对加快实现低碳发展公众参与有着重要作用。文章通过对公众在意识层和行动层参与低碳发展具体行动的深入分析发现,我国低碳发展公众参与表现为三种参与类型即:主动式参与,引导式参与以及被动适应式参与;目前我国低碳发展公众参与呈现出:以引导式参与为主,其余两种参与方式均有体现的"纺锤形"分布现状,处于前中期阶段。最后针对现有的问题,文章提出了相关对策和建议。     

文艺学的学科反思与身份重建

文艺学的学科反思与其身份重建紧密相关,存在着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两种思维方式。本质主义坚持文艺学中的权威性、科学性、经典化,主张在文艺学内部进行调整,拉近与现实的关系。反本质主义则主张重新定义文学性、文学自主性,并在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语境下反思文艺学的学科性,主张从文艺学外部重建历史化、地方化的文艺学。二者皆有可参借之处。     

从《客途秋恨》到《花椒之味》:香港电影中的女性身份认同流变

作为诞生于亚欧文化板块碰撞地带的“东方明珠”——香港既有国际大都市的繁华A面，也有“身世朦胧”的暧昧B面。在这一社会历史环境之下，身份的认同与找寻一直是香港文艺作品的重要命题。2019年9月上映的《花椒之味》，通过三个素未谋面的姐妹在父亲葬礼上相遇然后共同经营其父留下的火锅店的故事，表达了香港新一代女性对自己身份的再次确认。而上映于1990年的《客途秋恨》，同样是女性寻找自己身份的香港电影。通过主题传承，两个跨越了近三十年的电影文本形成了巧妙的互文，共同描绘出了三代香港女性在时代大潮中的身份认同流变历程。     

北京人文环境与城市文化氛围

本文是人文奥运研究的一个侧面。人文奥运凸现了人文环境的“奥林匹克”意义 ,又推动了北京人文环境的营造和市民环境参与实践。北京人文环境包含着物化了的北京人文精神、行为化了的北京人文精神和管理化了的北京人文精神 ,既有物质形态又有行为的、管理的形态。营造良好的人文环境包括了对京城的物态上美化和人自身状态上美化。而市民的广泛参与实践是美化人自身的途径     

政治参与与政治稳定

政治现代化的过程,既是政治民主化的过程,也是政治参与不断扩大的过程。在通常情况下,政治参与对政治稳定具有积极的作用,但政治参与与政治稳定之间并不存在完全的正相关关系,有时政治参与也会导致政治不稳定。因此,在我国推进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如何既能够不断提高政治参与的水平,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又能够维护社会政治稳定,为社会现代化发展提供良好的政治环境已成为一项十分紧迫的课题。     

移民的身份建构研究

本文从建构主义的视角,分析了移民身份问题受到学术界关注的一些原因,认为,物理空间的迁移给移民带来了身份危机和身份焦虑感.通过语言的情境性运用、建立移民社团、对地方风俗和社区历史进行诠释以及移民社会运动等身份磋商策略,移民不断重新建构新的身份,以解决在异地他乡的生存意义,最终解决"我是谁"这一根本性问题.     

契约:交易伦理的政治化及其蔓延

在很长的历史时间里,以功利目的、理性权衡、自由合意、主体平等、信守承诺为基本特征的契约,只是一种基于个人交易的辅助伦理或身份伦理。自资本主义广泛兴起之后,契约被引入政治领域,并建构起一整套的理念,以服务于早期现代国家的发展。20世纪以降,古典社会契约论跌入低谷。罗尔斯等人提出新契约论回应挑战,"新契约"有望成为社会正义与合作的基石。     

社会政策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

一、发展历史与主要科研成就 一般认为,社会政策(Social Policies)这个概念是德国经济学家瓦格纳(wagnerAdelph)最早提出的。他认为:“社会政策是依立法和行政的手段,以排除分配过程中的弊害的国家政策。”“现在国家的主要目的,在变更财富的国民分配,而使劳动阶级获受利益。一切政策应使其社会政策化,国家当保护劳动者。”[1]1873年,一批德国的经济学家成立了“德国社会政策学会”,迄今已经有130年的历史。     

广州公民政治参与的经济与政治动因新探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发展是我国政治参与的一般主因,但以此为动力,广州公民形成了颇有鲜明特色和创新内涵的“民生型参与”、“增量型参与”的实践模式,这是积极、理性、有序、有效、渐进的优选之路。     

改革开放以来广州公民政治参与的嬗变

政治参与是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对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广州公民的政治参与有了很大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广州市的民主政治建设。当然,今后广州市公民政治参与的发展仍需要解决物质基础、提高公民政治素质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