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哥特主义视角解析《慰安妇》中女性的创伤和身份构建

本文尝试从哥特主义的视角来解读诺拉·凯勒的作品《慰安妇》，探析女性在殖民主义和父权主义压迫下所承受的身体和心理创伤，以及自我身份的丧失与构建。同时解析作品中的哥特主义元素在展现和应对创伤，以及探求自我身份构建方面的作用。     

熊大木身份新考

长期以来,研究者给予熊大木书坊主与通俗小说编纂者的双重身份,并总结出这种双重身份在通俗小说发展史上一种带有普遍性的创作模式,即“熊大木现象”.然而,在熊大木书坊主身份的认定上,以往的研究论述推理的成分大于实证,缺少切实的文献依据.查考相关文献记载发现,熊大木作为书坊主的说法是不成立的.     

谭恩美小说中的家庭记忆与华裔的自我阐释

谭恩美小说中的"他者化"中国是其通过家族往事追寻族群记忆的重要步骤之一。由此,谭恩美不仅向读者呈现了被销声的华裔的生存境况,更是通过对华裔历史的重建肯定了整个华裔族群的存在。这些便是谭恩美对华裔群体身份的独立思考,也是其小说里的中国故事的价值所在。     

生活世界视域中的公民身份认同探究

生活世界开启了人类活动的空间，同样它以自身的整体性纠正着人类前行道路的偏差，它使得人们在社会之中建构的各种权利获得了合法性和合理性支撑，同样，它促使人们认识到，对共同体的忠诚是公民履行自己的义务和责任，人类必须对生活世界或者栖息之地有归属感和认同感，对自己生活的共同体应该负有责任感，正是这种责任促使人们产生一种生态公民身份，以便人们更好地处理人对自然关系，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在百年中国文学的版图上重读《红高粱》

"救亡压倒启蒙"是李泽厚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提出的著名观点,对人文知识界和社会语境产生了重大影响,《红高粱》即是莫言受此影响的重要作品,置于百年现代文学的坐标系中,不难看出《红高粱》关于战争历史的呈现完全迥异于此前军旅文学为读者提供的书写经验,对于农民革命书写中农民英雄,《红高粱》置换了其中的主体性内涵,而在关于人的发现的各种叙事中,《红高粱》以强者的发现在八十年代有效地照应了五四时期的新文学源头。     

基于公民共和主义视角的行政公益诉讼

在公民共和主义的框架中,既要强调公民的自主,更要强调公民对共同体的责任,公民不仅是承载权利义务的主体,更重要的是维护公共利益的行动者。传统诉权的讨论焦点集中于公民的个人利益,这是自由主义个人至上的公民观在诉权领域的体现。在公共行政领域,具体的个人利益往往与抽象的公共利益相互纠结,在为个人利益斗争的同时也是在争取公共利益,公法领域的诉讼往往与公共利益有着某种关联。     

企业家从政经历、参政身份与高壁垒行业的进入

企业家政治关系能帮助企业获取资源,对企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全国私营企业问卷调查数据检验不同来源政治关系对企业进入高壁垒行业的作用,实证结果发现,源于从政经历的政治关系更具"嵌入性",有助于企业进入高壁垒行业,其正面效应随着市场化的推进而增强;源于政治身份的政治关系更具"市场性",无助于企业进入高壁垒行业,其负面影响也并未随着市场化的推进而减弱。     

浅析吉林陈汉军旗萨满的文化认同

在东北社会长期历史发展中,陈汉军萨满文化以其传承中诸多特性绵延不息.作为文化传承者的陈汉军萨满,在特定的文化和历史环境中承载着神人使者的文化身份,并因之对文化和社会起到关键性的沟通作用.     

论公孙龙在康有为视界中的身份迷失

在考辨"学术源流"的过程中,康有为将公孙龙纳入了视野。总的说来,与对公孙龙思想的关注、挖掘和诠释相比,他显然对公孙龙的身份归属和传承谱系更感兴趣。康有为视界中的公孙龙以身份归属为主,并在对公孙龙思想传承的梳理中使之拥有了名家、墨家、儒家以及孔子后学等多种身份。康有为给予公孙龙的各种身份之间不能自洽,不仅各种身份归属之间相互抵牾,而且引发了公孙龙与墨子、孔子关系的诸多矛盾。康有为对公孙龙的审视和评价隐藏着对先秦诸子关系的认识,尤其是将以孔子与墨子关系为代表的先秦诸子关系的矛盾认识推向了极致。有鉴于此,康有为视界中的公孙龙并非只限于对公孙龙本人的认识,也并不只关乎公孙龙一人在近代的命运。解读康有为视界中的公孙龙,有助于领悟康有为的名家观、墨家观、儒家观和孔学观。     

从文学伦理学的视角解读《红字》

自《红字》问世以来,始终存在着不同意见,众说纷纭,各执己见。其实,真正使得小说具有无穷魅力的则是作品讲述的一系列伦理事件及其带来的启迪和思考。《红字》的真正意义在于霍桑成功地运用小说这一特殊文学形式,讲述了一个骇人听闻的伦理故事以警示后人。本文试图从文学伦理学批评视角出发,重点分析小说中人物海斯特·白兰、丁梅斯代尔以及齐林渥斯所遇到的伦理问题及其他们所处的伦理环境,斯芬克斯因子的体现及其伦理身份的错位和不当的伦理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