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境中形成的文化观——辜鸿铭东学西渐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辜鸿铭,中国近代史上的怪杰,在激烈的民族冲突和文化冲突中,他谴责列强行径,为国家主权辩护;他挞伐西方文化,极力捍卫中国传统文化,并向西方倾力推荐,成为东方文化的代言人。辜鸿铭文化观的形成,除了受其早年的经历和西方浪漫主义社会文化思潮的影响之外,还因为他学贯中西,文理兼通,比同时代人多了一份跨国性文化交流与比较的世界眼光。他的东学西渐对20世纪初的西方社会产生了的巨大的影响,也赢得了西方人的尊敬。也为我们今天处理好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当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提供了很多启示。     

辜鸿铭离开北大之谜

按照黄兴涛的解释,罗家伦写作此信的动机,首先是激于新文化运动的所谓＂大义＂;其次还有他与辜鸿铭之间的个人恩怨：＂著名报人张友鸾先生就曾生动地记述辜鸿铭和罗家伦之间互相‘讨厌’的故事。据他说,辜鸿铭这位‘名教授’因反感罗家伦这位‘名学生’好出风头,不好好学英文,故上课时‘十回有八回叫着罗家伦的名字,要他回答’。而罗家伦呢,对于这英诗课既无兴趣,英文底子又很差。＂     

“过渡人”的国家归属意识寻踪——辜鸿铭的政治认同之一

辜鸿铭,中国近现代转型时期思想文化史上"极端甚至怪异到不类"的"过渡人",作为中国近现代社会政治和文化上的双重保守主义者,给后世留下了言说不尽的辜鸿铭形象。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学界对辜鸿铭形象的定位大多在文化层面上,文化辜鸿铭的形象穿越历史的遮蔽逐渐从朦胧走向清晰,而对在晚清社会的政治之网中穿行25年的政治场域中的辜鸿铭着墨甚少,对辜鸿铭这样一个没有建构政治思想理论体系的"政论家"关注不够。在政治认同的层次理论框架下,结合辜鸿铭生平轶事,通过对辜鸿铭著译文本的细读,在其生命历程和墨写春秋中能够探寻辜鸿铭国家归属意识的发展踪迹。从"一个中国人"的彷徨到"真正的中国人"的确立构成了辜鸿铭国家归属意识的整体内涵,对辜鸿铭国家归属意识转变因缘的探讨,为深入理解辜鸿铭"尊王保皇"政治认同的独特性、准确描绘辜鸿铭"不类"的政治认同奠定了基础。     

非常话语

光绪二十八年，慈禧太后过寿，两湖地区各衙门张灯结彩，并唱新编的《爱国歌》以示庆祝。时在张之洞幕中的辜鸿铭对梁鼎芬说：“满街都在唱《爱国歌》，竟未闻有唱《爱民歌》。”梁鼎芬回答说：“那你就编出歌词来给大家唱吧!”辜鸿铭略一思索，便脱口而出：“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     

天下第一狂儒——辜鸿铭

辜鸿铭何许人也？他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等9种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倒读英文报纸嘲笑英国人,说美国人没有文化,第一个将中国的《论语》、《中庸》用英文和德文翻译到西方。凭三寸不烂之舌，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大讲孔学．     

情怕

晚清大学者辜鸿铭先生说，不怕老婆，还有王法吗？此话时常被男人提及，差不多起个解嘲作用。怕老婆不分阶层，王侯将相，贩夫走卒，莫能例外。有个笑话说，一个当官的惹妻子生气，乌纱帽被妻子用脚踩破了。第二天，他向皇上奏了一本：“启奏陛下，臣妻很是罗嗦，昨天与臣吵架，踩碎臣的乌纱帽。”     

论辜鸿铭《中庸》译本的“深度翻译”

"深度翻译"通过序言、注释、后记、附录等方式将译文放置于深厚的语言文化与语境之中,使源语文化的特征得以最大程度地保留,这对中华典籍翻译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辜鸿铭《中庸》译本中富含注释,为此以辜鸿铭《中庸》译本为例,对辜译本中的注释进行归纳分类和分析,并探讨辜鸿铭采用这种"深度翻译"的思想动机和现实意义。     

论辜鸿铭《中庸》英译本中道德哲学的建构

辜鸿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译了《中庸》,他翻译《中庸》的目的主要是要借《中庸》的翻译来宣扬中华道德文明的优势,改变西方对中国以及中国文化的态度。因而,在具体翻译中,他通过多种途径来彰显原典中的道德内容,主要表现在：通过序言、附录等副文本总体性论说中华文明之道德文明的本质;通过在译本正文核心术语翻译中添加“moral”一词来突显道德的内涵;通过译本中相当数量的双行小注来进一步随文阐释道德的主题。辜鸿铭的译本成功地将《中庸》建构成为代表中华道德文明的有机整体,他在翻译中所尝试的阐释路径与方法,也为后人开辟了翻译阐释的新天地。     

辜鸿铭英译《论语》的生态翻译学解读

辜鸿铭所译《论语》在西方社会广受好评,经久不衰,成为儒经英译的典范。生态翻译学认为翻译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在生态翻译理论关照下,从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译者中心地位的体现及多维适应选择三个角度来解读辜鸿铭英译《论语》,认为辜氏译本是一部整合适应选择度极高的佳作。     

辜鸿铭英译儒经研究：回顾与展望

目前,辜鸿铭英译儒经的研究存在三个问题,即对辜鸿铭苦心孤诣之独特译法的时代背景和个人因素的考察不够充分,对辜鸿铭儒经译本,特别是《中庸》译本的研究不足,对辜译儒经于中华文化在西方传播中的贡献估价不足。我们建议对辜鸿铭通过英译儒经传播中华文化的行动给予重视,但不急于给辜鸿铭及其所译儒经上纲定性,应切实加强对其译本的调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