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夷夏观"与"文明圈"--秦汉民族文化问题片论

秦汉封建大一统帝国的建立,为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提供了新的契机。当时中原农耕文明与草原游牧文明的异同与对峙,导致了绵延不绝的民族战争,但同时也为双方间的渗透与融合创造了条件。与此相适应,则是以中原王朝为本位的民族文化观念两大思潮的基本形成:或致力于鼓吹“夷夏之防”;或积极提倡“夷夏一体”、“王者无外”,而以后者占主导地位。这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民族文化观念已趋于成熟,在中华民族的发展过程中曾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晚清督抚西学观念的演进--以沿江沿海督抚为中心的考察

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 ,晚清沿江沿海督抚西学观念的演进呈现出了一个层次分明、逐步深化的过程。综观晚清 70年督抚西学观念的演进 ,可知 :其一 ,民族危机的刺激是督抚西学观念演进的第一动力 ,督抚西学观念演进的过程亦是其探索中华民族出路的过程 ,其爱国之意是明显的。其二 ,晚清督抚西学观念的演进 ,在客观上推进了近代中国民主化的进程。其三 ,督抚对西方文化的吸收与其对西学的认知程度成正比 ,督抚固有的文化观念 ,既提供了其接纳西学的思想基础 ,又规定了其吸收西学的限度。其四 ,晚清督抚的文化观 ,在某种意义上 ,又构成了清政府进行各项改革的思想指导。     

如何正确理解“层累造史”理论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

顾颉刚提出“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理论,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理论的重要创见。这套理论曾震惊一时,后来又转归沉寂,其原因值得探索。本文拟对这套理论的产生、成就和局限作出分析,以求能正确理解这套“层累造史” 理论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     

元稹诗文编年新探──《元稹年谱》疏误商榷

本文列举《元稹年谱》误编、漏编以及编年不确的诗文计 2 4首 ,在标示《年谱》编年疏误具体诗文之后 ,先全面引述《年谱》编年理由 ,然后扼要指出《年谱》编年疏误所在 ,并列举编年新探及其理由 ,从而比较客观地表述了元稹诗文创作的本来面貌 ,为准确理解元稹诗文原意提供可信的材料和依据     

明代诗学"体制为先"观念之内涵及其流变

“体制为先”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重要的文学观念之一,历代均有广泛影响,而明代尤为重要,成为连接各种论争的一个焦点。其内涵大体包括四个方面:先体制后工拙,辨体不辨意,先守正后出奇,先体制后性情。本文认为,对“体制为先”观念与创作背景的考察,是理解明代诗学理论论争的关键所在。     

欧阳修雅词刍议

欧阳修的雅词主要继承了唐五代以来的西蜀、南唐词风,从内容上看,有表现士大夫生活情趣和描写闺阁情事两类。这些雅词共同呈现出诗化倾向,在词体中较早体现了宋代文人士大夫尚雅的趋向和乐观旷达的精神追求。同时,欧氏雅词于融合雅俗上也进行了尝试,在宋代雅俗之辨中具有导向作用。     

历史与伦理--"古史辨"《诗经》学的理论问题

“古史辨”在从事《诗经》研究时 ,首先预设了《诗经》是文学的观念 ,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了对汉代《诗经》学的批判。在反驳汉代《诗经》学时 ,“古史辨”提出了历史与伦理的分野。他们认为 ,汉代《诗经》学把《诗经》当“经”而不是诗 ,乃因于汉儒的伦理观念所致 ,而“古史辨”恢复《诗经》的文学面目正是尊重历史的表现。因此伦理观念可以被排除在历史研究之外。这一看法与“古史辨”的历史观———“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密切相联 ,并为反思“古史辨”《诗经》学的理论问题提供了有效的切入点。     

"辩体"不"辩意"--许学夷论"体制为先"

体制为先是中国古代文论的传统观念.许学夷<诗源辩体>的核心内容即为诗歌辨体批评,而"体制为先"是<诗源辩体>最基本的思想."体制为先"强调体制的重要性,重视艺术形式的规范要求,但其理论的对立面并不是性情、声气,"辩体"与"辩意"相对而言,许学夷反对的是以理学的思维方式来观照诗歌,故其评诗摒弃种种"辩意"的因素,以把握诗歌本体特征的辨体批评为中心.     

弘扬王船山的精粹思想

王船山是中国十七世纪的卓越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在西方,十七世纪已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时期。     

王文诰《苏诗总案》作品编年指误

清人王文诰的《苏诗总案》是一部完备、详赡的苏轼年谱,详细考论了苏轼一生的出处行藏。同时还首次对苏轼作品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编年,成为后来苏轼文集、苏轼词集的编年基础。《总案》在作品编年方面可谓功不可没,然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王文诰的一些结论并非无懈可击,而后人往往盲从王氏,一再沿袭其错,故有必要对《总案》进行辨误工作。试举苏轼黄州时期的诗文词各一首,作尝试分析,重新编年,以见《总案》之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