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两会”代表、委员话社区

严可仕全国政协委员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严可仕委员认为,统筹发展和安全是一篇大文章。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做好社区工作十分重要,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抓好社区治理,要突出党组织的领导作用,不断完善治理模式,不断提升社区治理现代化水平,通过多种形式延伸管理链条,提高服务水平,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上市公司质量问题及对策研究

目前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市盈率高、股东权益报酬率低、业绩滑坡、忽视股东权益等质量问题.这严重影响了证券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不利于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本文主要分析了我国上市公司存在的质量问题及成因,并提出相应的治理对策.     

数字经济时代公司治理的变革与公司法应对

数字经济时代，公司在发展中出现了区别于传统治理的新特征，公司数字化转型遵从“数据赋能——技术驱动——治理变革”的逻辑，促使传统的代理成本和信息鸿沟矛盾出现了缓解的可能。在新业态和新模式不断涌现后，传统理论所依据的基础条件受到各种侵蚀，原理论已然不能周延诠释新的治理现象，数字技术等新要素介入公司治理结构，使得公司治理内部矛盾呈现方向变化，共享与协同成为今后公司治理的逻辑落脚点。面对变革，公司法在修订过程中有必要做出积极的回应，通过解释、调整或规范诸如网络投票、电子股东论坛和电子委托书征集等数字性创新行为，进而激发中小股东参与公司治理的热情，鼓励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为构建与时俱进的公司治理新范式做出有益探索。     

从弹性治理到韧性治理：风险社会治理模式新转向

风险社会的来临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弹性治理等传统治理模式，弹性治理是对立于刚性很强的官僚体制的重要治理模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广泛推崇。但其过于突出柔性，以过程为导向的特点，使其在风险密集的时代优势不再。韧性治理理论作为风险视域下的新兴理论，以提升组织或治理体系应对风险冲击的能力为主要目标，以多维度韧性构建为典型实践模式。相对于弹性治理，韧性治理以结果为导向，且刚柔并济，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在未来的社会治理研究和社会治理实践中都将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     

情感计算在数字行政治理中的应用、风险及规制

情感计算技术的运用有助于政府提升服务能力，促进数字行政治理的能力提升与体系优化。但是，囿于技术本身的特质与技术被滥用的可能，情感计算在数字行政治理中也存在诸多风险：一方面是技术本身的风险，体现为情感信息、生物信息与个人隐私信息的重叠致使情感计算运用时侵犯公民个人隐私的风险大大增加；另一方面是技术被滥用的风险，体现为情感计算的运用易导致公权力过度扩张并可能利用技术操纵公民个人情感。对此，有必要通过法律手段规避情感计算在数字行政治理中的可能风险：针对情感计算技术本身，需要为情感计算逻辑嵌入人机情感协同的规训维度、为情感计算迭代增设合理性与正当性要求；在技术运用上，需要为信息权益保护赋予情感数据规制手段，为数字行政治理设置应用情感计算的标准与限度，为情感计算的应用标示价值底线、设置伦理禁区。     

长三角环境协同治理的非对称效应：基于多主体与多区域的双重视角

探究长三角环境协同治理的非对称效应，即环境协同治理效果因环境规制的实施主体与区域不同而存在差异，对于规避环境规制的“逐底竞争”,进而规避经济绿色转型过程中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至关重要，可为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这一国家战略提供重要的政策参考。基于2009—2016年长三角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动态空间计量模型结合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在多主体与多区域双重视角下，考察政府环境监管与公众环境诉求在环境协同治理过程中的非对称效应，进而利用中介效应模型对其作用机制进行识别。研究发现：(1)在多主体视角下，政府环境监管表现出显著的环境治理效应，但公众环境诉求的环境治理效应并不显著，而政府环境监管与公众环境诉求的环境协同治理效应也尚未显现，存在多主体层面的环境协同治理非对称效应；(2)在多区域视角下，依靠政府环境监管的协同治理模式在长三角大部分城市产生了积极的环境影响，但在以合肥、马鞍山为代表的安徽部分城市中并未产生积极的环境治理效果，即存在多区域层面的环境协同治理非对称效应；(3)政府环境监管与公众环境诉求能够通过增加外商直接投资降低污染排放强度，但并未通过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产生积极...     

风险投资的关系型融资特征及其治理机制

与银行的关系型债权融资相比,风险投资实质上是一种关系型股权融资,具有风险性、权益性和干预性融资特征。其治理机制是一种相机治理机制,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因而在高风险的企业融资中能较为有效地缓解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这对发展我国风险投资具有启示意义。     

论代理成本的控制——兼议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

现代公司制的本质是委托代理制.由于利益与信息的不对称,经理层所做出的决策可能会背弃股东的利益,产生代理问题.西方国家一般是通过持股权、报酬合约、董事会、经理市场、公司控制权市场与机构持股等方式协调经理人员与股东的利益取向.要完善我国的公司治理结构,作为政府部门必须为企业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尤其是完善公司内部的治理结构,建立科学的企业制度.     

论国家安全视阈下的人工智能军事应用风险与治理——以俄乌冲突为例

人工智能军事应用对国家安全产生的风险，无人机等人工智能军备在俄乌冲突中的运用对国家安全风险治理的借鉴价值，是本文关注的核心议题。针对上述问题，本文以人工智能军事应用在俄乌冲突中的运用为案例，系统梳理了人工智能军事应用对国家安全的影响路径，并对人工智能军事应用的安全风险与治理进行了深入探讨。作为一把“双刃剑”，人工智能军事应用一方面增强了物理空间和网络空间作战效能，显著提升了情报、通信等领域保障能力，另一方面对政治、军事、意识形态等安全领域构成多重挑战，为国家安全治理增添了复杂性。从人工智能军事应用在俄乌冲突中的使用情况来看，以无人机、网络武器、深度伪造、开源情报分析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军备在情报、舆论、网络等多领域对抗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从国家安全风险维度看，人工智能军事应用助推数据和算法成为国家安全面临的新风险，致使安全领域界线模糊化、安全议题复杂化、安全行为主体去中心化，并将加速人工智能军备竞赛。为此，我国应以加强人工智能军事应用前瞻性研究，健全“跨部门”安全协作机制，不断完善非国家行为体监管机制，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主动化解人工智能军事应用引发的安全风险，持续筑牢国家安全屏障。     

电商平台承担信息审查义务的困境与出路

电商平台在为经营者和消费者提供信息交互场域的同时，享有一定的网络空间治理权，具有公共属性。但从商事角度来看，其作为网络交易参与者，又受到私法规制，具有契约属性。这种双重法律地位，决定了电商平台必须兼顾信息审查与信息保护两方面责任。新技术的发展，使电商平台的审查能力不断提升，因而有必要对该领域里的“避风港”规则做出调整。在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基础上，重置电商平台的审查规则，合理确定审查范围，区分审查重点，构建多元审查标准，建立动态审查机制，加强审查过程中的交流协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