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公民—民族—宗教”间的“叠合认同”——以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对话为例

宗教对话是宗教界、学术界开展同一宗教内部不同派别之间、不同宗教信仰之间以及宗教与其他意识形态之间沟通、交流的活动。一般而言,宗教对话可分为教内对话、教际对话、圣(宗教)俗(社会)对话乃至宗教交往几个层面。本文所论耶伊对话,在强调宗教教义对话层面或宗教组织之间沟通活动的同时,亦特别关注以宗教信徒的行为及其所构成的交往关系,注重宗教之间交往互动的社会形式,注重考察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是否存在真实交往的可能性和社会空间。在此基础上探讨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交往的社会及公共性特征,建构一种与宗教对话并行不悖的"宗教交往论"。最重要的是在民族与宗教信仰方式之间建构和重构国家认同、公民认同、民族与宗教认同,将三种认同叠合在一起,同时又不丧失任一认同的固有特征,成就一种"公民——民族——宗教"之间的"叠合认同"方式。     

也谈民族传统文化的复兴何以可能——兼与王南湜先生商榷

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在回应中国文化的发展前途这一问题时,大体均持文化整体观的立场。然而这一文化论述模式有其内在的理论困难,王南湜先生基于其文化分层理论对此有很好的揭示。本文认为王先生的文化分层理论仍有进一步商榷与拓展的可能,王先生虽对新儒家“开出说”有严厉批评,不过二者所凭借的文化哲学在理论上可以说是基本一致的。本文即在反省文化分层理论与“开出说”的基础上,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复兴何以可能这一问题给出自己的看法。     

丞相的虚实之分与太平天国的失败

太平天国的丞相官职有多种类型，大体可分为虚衔和实职两大类，各类丞相在前后期的演变情形，符合中国历代丞相制度的基本规律。以太平天国丞相官职演变为中心的考察表明：到后期太平天国的官职已丧失了其基本功能，也偏离了其设官建制的原初动机，说明了太平天国无论是作为一个政权，还是作为一场运动的失败都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近代知识分子职业困境考察——以苏籍报人为中心

晚清以降,随着科举制的废除,知识分子丧失了传统仕途上的上升路径,"士—仕"的职业模式被打破。由于近代政局不稳、自身缺乏职业技能训练、倾向于体制内就业的择业观念和政治中心地位的丧失,近代知识分子普遍面临就业困难、职业收入较低、职业的社会和自我认同度低及职业缺乏稳定性等诸多职业困境。     

关于举办“‘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重大问题研讨会”的启事

中国经济发展即将迈入"十四五"时期。该时期是中国经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向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迈进的关键时期,但与此同时也将面临着更复杂的发展环境和更严峻的风险挑战。鉴于此,由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主办,管理世界杂志社支持的"‘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研讨会"定于2020年6月在南开大学召开,旨在对"十四五"期间我国经济发展可能出现的新情况、新挑战、新问题进行深入研讨,促进中国特色经济学发展,深化经济理论对中国经济发展现实的解释力与指导力,服务国家经济发展的重大需求。     

中国国民核算演变的公共品视角:模式选择、知识生产与体系构建

国民核算作为一种国际标准统计体系的制度安排和一种宏观经济统计信息,具备了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因而属于一种公共品。本文不是中国国民核算理论和实践发展过程的全面论述,而是从公共品视角对核算模式选择、知识生产和体系构建补充一些认知。研究提出:(1)中国统计改革起点是口径符合物质平衡表范围的产值指标,从未系统实施过物质平衡表体系;中国国民核算模式转换和体系改革是内在动力和外在压力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国国民核算实践发展不够平衡,总体上大致处于1953年版至1993年版之间,部分项目达到了SNA 2008年版的水平。(2)中国学者在国民核算领域的学术增加值主要是论证中国核算模式的确立,对SNA的引进和系统、深入解读,SNA的中国化探索;国民核算的知识生产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质量提升,需要学者坚守阵地、贡献智慧,以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国民核算需要"脑书"Handbook进一步研究学理和方法论。(3)SNA自身面临的困局和中国高质量发展,对国民核算提出了要求,通过中国SNA体系的构建路线图,给出了中国SNA体系化发展的路径。     

风险社会理论在中国的发展

随着全球现代化进程的发展，世界已进入“风险社会”时期，关于“风险社会”理论的研究显得更加有意义。“风险社会”的个性化，要求我们在掌握理论的基础上，需要结合本国实际国情，具体分析风险社会理论在中国的发展及对认识中国社会所带来的启示。     

文化视角下中国-东盟的交流与发展

文化的共生和包容是中国与东盟交往的基本属性,为双方消解了分歧与误解,文化认同是其共有价值体系的基础。夯实新海丝路的建设其重点在于文化先行,中国和东盟各国必须在文化的影响力和感召力下形成以文化认同为基础的互为命运共同体的高度意识和历史使命感。构建和平、友谊、和谐的中国-东盟关系,最终达成与新海丝路沿线各国的利益交融,共同发展,互利共赢,中国-东盟区域长治久安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