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藜诗歌的生命意识

鲁藜的诗歌紧扣生命的主题,礼赞生命的奋斗不息,创造生命的壮举,讴歌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折射出强烈的生命意识.生命因苦难而"绽放".生命因追求而美丽.生命的升华与超越不仅体现在对个体生命的价值与意义的追问上,还体现在对群体生命、"大我"世界的追求中.向生命的高度攀登,突破"小我"的牢笼,将个体生命投入"大我"的世界,在"大我"的世界里无私地奉献和付出,与群体生命达成一片,最终铸造辉煌的个体生命.     

当代电影色彩叙事的多维审美价值探析

色彩是当代电影艺术最重要的艺术语言和表达方式之一.色彩在画面叙事和视觉美学的自我构建中,体现了当代影视和现代艺术的自我革新和体式变革,也体现了人类审美的时代追求与心理演进.新时代的审美文化在全球化和多元化的历史进程中,尤其关注色彩和色调在美术创作中的艺术构图、视界成型和哲理引导.通过研究电影色彩的叙事手法进一步探寻电影色彩的形式、时代、情感、伦理、原型的审美价值以及对审美公众的审美意义,有助于充分发挥电影色彩的价值,进一步探索电影创作的规律.     

我国环境民事公私益诉讼的并行与融合

当前,在我国法律体系内环境民事公私益诉讼采用了并行模式。并行模式关注于环境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差异性,从而进行有针对性的利益维护。这虽然看似诉讼目的明确,符合环境权益救济需求,但其实际忽视了环境的整体性特征,不但不利于案件事实的梳理,而且容易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甚至可能出现相互矛盾的裁判。面对并行模式存在的弊端,我国部分学者提出了强制合并、混合并存、另赋实体请求权、诉讼信托、诉讼担当等环境民事公私益诉讼的融合模式,上述模式分别从诉的合并和诉讼实施权融合两个方面对融合方式进行了探讨,但是其中仍存在当事人诉讼选择权忽视、公私益失衡以及责任重复认定等问题。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推进,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促使更多的人开始关注环境质量,环境公益诉讼的数量日渐增多。基于环境问题的关联性、潜伏性特征以及环境侵害发生的阶段性机理,环境诉讼中环境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交叉使得环境民事公私益诉讼的融合成为应然趋势。在尊重环境整体性特征的基础上,以追求环境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平衡为原则,结合我国实际,以具备中国特色的检察制度作为枢纽,充分利用检察机关的监督权以及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起诉权,构建环境民事公私益诉讼的新融合模式,将有利于诉讼目的实现。新融合模式强调发挥检察机关的公益诉讼效能,争取将同一事实产生的公私益诉求在同一时段提出,并依据诉的合并将两者合并审理,继而,在进行责任认定时,关注公私益交融之处,实现责任公平分配。新融合模式尊重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避免了责任的重复认定,节约诉讼资源的同时提升了诉讼效率,不失为环境民事公私益诉讼的理想选择。当然,该模式尚处于理论初探阶段,要想真正具备实践性还需要在自诉讼制度、监督机制以及协作配合等多个层面进行建设构想,从而为环境诉讼的进一步研究奠定基础。     

营商环境欠发达地区现存问题及改进建议——以黑龙江省为例

营商环境对一个地区的发展至关重要,良好的营商环境将会促进地区发展,而落后的营商环境则会阻碍地区发展.李克强总理多次强调,"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竞争力".因此,以营商环境评估为切入点,通过对国际国内营商环境评估分析,得出中国营商环境总体呈进步趋势,但各区域营商环境存在差异的结论.基于上述差异,选取黑龙江省作为营商环境较落后的东北地区的代表,对其展开研究,发现其营商环境在政务、人才、基础设施及监管方面存在问题,并对其展开深入分析提出相应的改进建议,以期为欠发达地区优化营商环境提供思路.     

作为现象学的阳明学如何可能

以现象学改造阳明心学,须坚持胡塞尔现象学回到“原初给予的直观”这一根本原则。此一原则在中国哲学中具体落实为以“本体”概念为核心的“原生现象”。一切在原生现象基础上流变而来次生现象,亦必须“还原”到原生现象这种“原初给予的直观”中予以重新理解。依此理解路径,阳明心学中“良知”的真实内涵也就须统摄于“本体”之中,而耿宁所并列划分的良知三义说亦需要进行重新理解与厘定。将良知第一义的“向善”禀赋与第二义的善恶分别意识还原收摄到“良知本体”中来,将经验意义上的良知现象学提升为先验意义上的良知现象学,不失为阳明学现象学化进程中的一条可能通道。     

清洁生产环境规制与企业环境绩效

推动企业清洁生产对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利用2003年开始实施的行业清洁生产标准这一准自然实验,基于1998—2012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匹配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对清洁生产环境规制的环境治理效果进行评估。研究表明:清洁生产环境规制降低了企业污染排放强度,且这一减排效应在东部地区、国有、大规模及高耗能企业,在高技术和重污染行业中更为明显。进一步探究企业污染减排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清洁生产环境规制的实施能够倒逼企业从事绿色技术创新活动,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而实现污染减排,这为“波特假说”提供了微观层面的证据支持。此外,清洁生产环境规制通过强化市场选择机制加速了企业的优胜劣汰,这表现为清洁生产环境规制所形成的资金和技术壁垒提高了行业准入门槛,阻碍潜在企业的进入。对于在位企业而言,清洁生产环境规制在降低高生产率企业退出市场概率的同时也迫使低生产率企业不得不退出市场。     

社会信任、法律环境与企业社会责任绩效

社会信任作为一种重要的非正式制度,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行为具有深远影响。以2010—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了社会信任对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社会信任水平越高的地区,企业的社会责任绩效越好;这种促进作用在法律环境相对不完善的地区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社会信任还有效提高了企业社会责任的信息披露质量,并显著改善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效率。上述研究结果表明,社会信任作为一种重要的非正式制度,对促进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产生了积极影响,并能弥补诸如法律环境等的不足来提升社会责任绩效。因此,监管部门在不断完善法律环境的同时,也应关注地区社会信任等非正式制度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促进作用,提升企业社会责任绩效。     

法治环境、融资约束和企业研发投入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研发投入则是提升创新能力的必要条件。在我国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背景下,探索宏观制度环境与研发投入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以2008—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法治环境以及融资约束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良好的法治环境能够促进企业研发投入,融资约束会抑制企业研发投入;良好的法治环境能够缓解融资约束对企业研发投入的负向影响。进一步研究表明,法治环境和融资约束对企业研发投入的上述影响以及法治环境缓解融资约束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抑制效果,主要体现在探索式研发中。并且,法治环境的正向调节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制造业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中更加显著。因此,应深入推进简政放权和金融法治化改革,它有助于破除企业研发投入面临的融资约束,进而激发市场主体创新活力和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