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全球化、进口中间品与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基于行业层面的实证研究

利用CEPII等数据库20062014年中国制造业和进口中间品面板数据,采用倾向匹配得分双重差分法(PSM-DID)从逆全球化视角实证分析了进口中间品质量对中国制造业质量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逆全球化对中国制造业质量产生显著的抑制效应,降低了高质量进口中间品对中国制造业质量的影响作用;通过行业对外开放和人力资本渠道,高质量进口中间品对中国制造业质量的影响作用明显减弱,研发对制造业质量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进口中间品规模、行业规模、人力资本数量则对制造业质量产生抑制作用,外商直接投资对制造业质量无显著影响.     

论晚清到五四时期的文学历程

清末民初时期的文学像走进了无出路的死胡同,而"五四"新文学的出现更像无所凭借的"大爆炸".从清末民初到"五四"的文学演变的历程,不是顺承,而是逆接.与其把前者看成新文学的序幕,不如把它视作悠久的古代文学的尾声.清末民初存在各自分流未能连通的思想观念、表达语言和文体文学变革这样三条线索.其时"士大夫之中的明白人"未能将这三条变革线索整合为一体,此事有待于"五四"新一代人完成.文学演变顺承不行,转而逆接,背后存在人的代际更替.     

关系化用工:农业规模经营的社会基础

农业规模经营是中国乡村振兴进程中的关键议题。农业规模经营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呈现出用工效益的差异,从而使一些规模农业经营主体陷入困境。采用嵌入性视角探讨农业规模经营中用工模式嵌入社会关系的逻辑及其影响。研究发现,农业规模经营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在于市场化用工无法有效解决农业规模经营中的劳动监督问题。而将市场规则嵌入关系规则的关系化用工使得雇佣双方产生了利他倾向,进而在很大程度上调动了工人内在的劳动积极性,从而使农业规模经营主体摆脱经营失败困境。关系化用工的实现依赖于农业规模经营主体在用工选择、生产管理和日常生活中充分发挥社会关系的积极作用,但社会关系范围和程度都是有限度的。因此,农业规模经营的健康发展不仅需要处理好经济关系,而且需要处理好社会关系。     

初等r-循环矩阵的几个性质

给出了初等ｒ－循环矩阵可逆的充要条件及逆矩阵的表达式;对奇异的初等ｒ－循环矩阵给出了Ａ的一个ｇ－逆Ｇ（满足ＡＧＡ＝Ａ,ＧＡＧ＝Ｇ）及Ｍｏｏｒｅ－ｐｅｎｒｏｓｅ广义逆矩阵的表达式．     

论企业管理市场化的本质

本文在评述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通过对科层机制与市场机制在劳动分工、权力、信息、绩效评价、激励机制等各方面的比较分析,提出了企业管理市场化的本质是企业管理过程中实现科层要素向市场要素转变、科层要素与市场要素平衡以及各要素之间互补的观点。     

英国公共管理改革的解读与启迪

马克·伊文思(Mark Evans)是英国约克大学政治系主任,具有良好的专业素质和优秀的敬业精神.他应中国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邀请,为国家行政学院第15期教师培训班学员作了两个小时的精彩演讲,具体阐述英国公共管理改革的动因,重点介绍改革的范围和内容,并且回答了部分学员的质疑,取得了积极的反响和良好的效应.     

对做好政府决策咨询研究工作的思考

随着经济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各种矛盾相互交织，新事物、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政府决策面临着一系列前所未有的难题和挑战，影响决策的因素增多了，决策的风险性增大了，决策所需的信息量也增加了，政府管理经济的手段和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为了提高政府驾驭经济的水平和能力，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政府迫切需要决策研究的支持，如何为政府做好决策参谋工作，使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对政府决策咨询研究工作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跨社区生态补偿机制的实践困境与构建策略

目前学界对小地域空间内跨社区环境治理研究较少。生态补偿是治理跨界环境问题的重要手段,市场主导的跨社区生态补偿机制与政府主导的跨行政区生态补偿机制在补偿主体、补偿模式上有明显差别。基于云南M县的田野调查,探讨上下游村庄围绕水问题的跨社区生态补偿机制的构建。实践探索中的跨社区生态补偿存在补偿资金不足、补偿意愿较低、协商机制不健全和支付主体分散的困境。结合已有成功实践,从补偿定价机制、补偿协商机制、补偿支付方式、村庄治理能力建设等4个方面提出跨社区生态补偿机制的建构对策。跨社区生态补偿机制可以为我国大地域空间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的构建积累有益经验。     

农用地开发许可权市场化改革路径之选择

长期以来,受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和路径依赖惯性的影响,在农用地开发许可权制度目标的实现方式上,无论是实定法还是实践,主要践行的都是单一的"命令—服从"式的公法模式,掩蔽和淡化了地方政府、农地权利人、集体经济组织等多元化主体的利益诉求。实践中,包括地方政府在内的诸多主体,绕开和规避农用地开发许可权的违法违规用地行为频繁而又普遍,从而在一定意义上宣示了这一权力的运行步入了失灵的困境。为此,立足于当下的客观实际,面向市场化的价值取向来改革我国现行农用地开发许可权,以积极回应多元化主体的利益诉求,从而突破这一权力运行之困境,已成学理之共识。基于当下诸多土地改革试点方案之观察,可以得出:我国农用地开发许可权市场化改革,在具体的路径层面,存在初级形态下的"土地换保障"模式、中级形态下的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模式和高级形态下的"地票"交易模式。这三种模式利弊共存,但立足于现有制度资源的约束条件、遵循三种模式内在的变迁规律、对不同模式社会效果之比较以及综合考量其成本和效益等因素,"地票"交易模式应是实现我国农用地开发许可权市场化改革目标的最优化路径,或者说是"最不坏"的选择。现行法应借由相应的法技术对其做出积极的回应,以实现其在实定法上的"落地生根"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