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雅各《中国经典·春秋》的底本及其他

儒家经典《春秋》无单行本，《春秋》经文附着于《公羊传》《毂梁传》《左传》之中。三传之中，《春秋》经文有异，此称《春秋》三传异文。理雅各《中国经典·春秋》以康熙六十年《钦定春秋传说汇纂》作底本，但不知道《汇纂》对三传异文的择取标准。经考证，康熙《钦定春秋传说汇纂》中《春秋》的底本来源于宋胡安国的《春秋传》（胡传）。一般情况下，胡传采用某传微言大义，便择用其《春秋》经文，三传异文的选取取决于微言大义。康熙《钦定春秋传说汇纂》集各家注疏，并断以己意，三传异文与微言犬义之间失去本来的紧密关联；理雅各《中国经典·春秋》中，三传异文与微言大义已了无联系，其解经方法亦与《钦定春秋传说汇纂》格格不入，显现出理雅各的《春秋辉本与中国本土《春秋》注疏的疏离关系。     

以“心”诠《诗》,以《诗》释“心”——杨慈湖《诗经》诠释之考察

杨慈湖诠释《诗经》颇有特色.他从自我“本心”出发,对《诗经》有一个“前理解”,即认定《诗经》三百首皆为“本心”之所发,均符合“思无邪”之旨.基于此“前理解”,他极力否定《毛诗序》对《诗经》的解读,并根据他之“本心”来决定对《诗经》古注的取舍.杨慈湖在以“本心”来诠释《诗经》的同时,也展示了自己的道德践履.     

中国“杜子春故事”对朝鲜《南宫先生传》的影响

比较文学领域的类型学研究,既适用于无事实联系的文学现象,也适用于有所接触的文学现象,只要文学现象存在共通点与契合点,便可能蕴含深层次的文化动因。朝鲜许筠所著的汉文小说《南宫先生传》与中国唐传奇《杜子春》及"杜子春故事"系列小说在题材、故事模式、叙事特征上均呈现类同化特征。《南宫先生传》与"杜子春故事"同为历史修炼题材,讲凡人离奇遇仙修炼。中国和朝鲜的修炼小说情节呈现出类似的三大步骤,小说中修炼人形象实为"仙才之难得"等仙道观念的承载者,中朝修炼小说均表现出浓郁的浪漫主义特色,两国作者极力运用想象、虚构和夸张,创造出神奇怪谲的道教世界。《南宫先生传》受到以《杜子春》为代表的一系列中国小说的影响,同时又濡染朝鲜民族的文学特色与许筠个人的宗教修养及创作趣味。《南宫先生传》与中国"杜子春"故事模式的类型学阐释,验证了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人类生活方式、社会模式和文化心理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存在着结构相似性,文学类型因此构成。     

如何成为有效的管理者——谈谈中国企业家的管理思想

翻阅今天的商业报刊,各种管理理论汗牛充栋,但现实的问题是,真正在科学、系统的管理理论指导下成长起来的中国卓越企业并不多见,由此产生的卓越管理者更是少之又少。中国有太多的生意作坊,却很少有真正意义上的企业;有太多的老板,却没有多少职业经理人和有效的管理者。什么是有效的管理者,就像杰克韦尔奇之于通用电气,稻盛和夫之于日航,郭士纳之于IBM,     

纣王形象的演变及其文化意蕴

历史上的纣王本是一个功过参半的悲剧人物,但在后来的文化典籍中却越传越坏,以至于言暴虐不仁之君必举纣王。宋元以降,在讲述武王伐纣故事的系列作品中,纣王因失德而失天下的暴君形象是一以贯之的,但又同中有异:《武王伐纣平话》中的纣王形象具有鲜明的民间叙事特征;《列国志传》中的纣王形象呈现出向正史回归的倾向;《封神演义》中的纣王形象则是"善端"与"虐政"的化合体,深受宋明理学尚德斥法、崇王黜霸及"君心"决定论等思想的影响,纣王形象发展至此基本定型。在此后的其他宫廷或民间说唱演绎作品中,对纣王形象的塑造基本沿袭了《封神演义》的写法。     

日藏《毛诗诂训传·唐风》残卷研究

《毛诗诂训传·唐风》残卷,为初唐写本、奈良朝钞本,现藏日本东洋文库.今存113行,大小字约2200字.所存内容为《毛诗唐风》中的《蟋蟀》、《山有枢》、《扬之水》、《椒聊》、《绸缪》、《杕杜》、《羔裘》、《鸨羽》八首诗及《毛传》与《郑笺》.本文在详细介绍此写卷基本情况的基础上,试以该卷为底本,取阮刻《十三经注疏》本《毛诗》、四部丛刊本《毛诗》及敦煌本《诗经》进行校读.以期对该写卷的价值,特别是对诗经研究的价值作出更为准确的评估.     

明清小说中“恶媳妇”形象解读

《醒世姻缘传》和《歧路灯》是明清时期两部重要的家庭长篇小说,作者比较宏观地展现了明清时期的社会风貌以及家庭生活中的人际关系,其中所写的婆媳关系与传统的伦理道德大相径庭,《醒世姻缘传》中的薛素姐和《歧路灯》中的巫翠姐都是"恶媳妇"的典型。这种"恶媳妇"的出现,与当时社会风气的变化息息相关,同时也与作者的创作目的、创作心理有密切的联系。     

刘勰“《书》标七观”说考源

《文心雕龙》有"《书》标七观"一说,其相关内容最早见于传世文献《尚书大传》、《孔丛子》两书。两书载记稍有差异,但就此并不能认为"七观"说属于秦汉或魏晋时期儒者所臆造,恰更能证成其为战国流传下来的一些有关孔子论《书》的"传"文或传说。"七观"说不仅概述了《书》之核心要义,亦对汉魏时期不同《尚书》学派诠释《尚书》之向度产生过重要影响。     

网络传播中“情绪对应”现象与效应分析——基于《今日头条》样本数据的实证挖掘

基于网络传播大数据的实证分析显示，“情绪对应”不仅是一种整体意义上的强效果论，而且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体现出鲜明的甚至可预测的作用关系。分别从标题情绪促发的评论情绪的概率矩阵、评论情绪回溯的标题情绪概率矩阵进行分析。实证考察的详细结果显示：各种情绪的帖子和评论在绝对比重和相对比重上，都显现出相同情绪之间的对应和对称。情绪在网络“意见”和“议程”等内容传播层面需突出其系统性涉及的本体地位，加强从“信息的内容”向“信息的形式”的延展，强调情绪形式及其关系中的主体间性和传受间性。     

古代印度《鹦鹉故事》在土耳其的翻译传播和本土化

古代印度《鹦鹉故事》先传入波斯,更名为《鹦鹉传》,又经由波斯传入土耳其。土耳其编译者不断翻译、编订和加工,使土耳其语《鹦鹉传》得到不同时期多元文化的共同滋养,增加了伊斯兰教文学的宗教故事,融会了苏菲教派的信念,吸纳了中亚地区的动物寓言,形成了将多元文化融会整合的风格特质,成为古代印度《鹦鹉故事》跨地区、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具备独特文化价值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