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列朝诗集》的编纂旨意——兼考钱谦益入清行迹

《列朝诗集》是钱谦益编纂的大型明代诗歌总集，通过对其易代前后两次编纂过程的探究，可以管窥其文本生成的诸多细节及潜藏旨意。结合对钱谦益降清后数年间行踪、事迹的考索、辨析以及对其心路历程变化的探究，可以发现该书不仅具有彰显明代诗学发展演变和汇集钱氏诗学评价、诗学理论的文学史与文学批评意义，而且它的结构布局乃至与之匹配的自序、人物小传等，既是钱谦益暗寓自悔情节、寄托复明心志的重要文本，也是他重返文坛、回归士林的关键环节。     

世谛文字中的华严楼阁——论苏轼文与《华严经》之关系

关于苏轼文与《华严经》之间的关系，钱谦益提出的“苏文有得于《华严》”说关注到了一个前人未曾注意的问题，即苏轼《司马温公行状》《富郑公神道碑》这类看似与佛教绝无关涉的史体文在文章形式上与《华严经》的相似性。他因此十分推崇苏轼此类文字，其同乡后学也有不少人继承了这一观念，并认为此类文字乃苏轼“大文章”。但在传统评价中，苏轼长于策论而短于叙事。钱谦益的观点与苏文的传统评价产生了分歧，因而并未被时论所接受，他效法苏文而作的碑传文也颇受后人诟病。     

钱谦益论诗诗对杜甫《戏为六绝句》的承传与新变

钱谦益所作论诗诗《姚叔祥过明发堂共论近代词人戏作绝句十六首》，在承传杜甫《戏为六绝句》的基础上又产生新变。钱氏继承了杜甫尊重前贤、别裁伪体的思想，以批评当时的诗坛流弊。钱诗延续了《戏为六绝句》“戏题”的自况心怀，但也增添了走出“嗤点前贤”的矛盾、消解讽刺的紧张等意味。钱诗与《戏为六绝句》都是以近代视野和当世视野为论述重点，但不同于杜甫对时人的包容态度，钱谦益以自己的诗学为标准，将时人划分了阵营。《戏为六绝句》论述的内容可能不仅仅限于诗歌，这种现象在钱谦益论诗诗中更是蔚为大观，他论述了文学家、批评家、书法家、画家以及女性群体，且对后世论诗诗产生重要影响。     

史学本位与钱谦益对“说家”的批评及意义

基于史学本位视域，钱谦益以“说部”指称子部“小说类”,以“征信”为评判的首要依据，将“稗官说家”并举强调“说家”可资存“史”的价值。钱谦益有关“说家”的认识并非聚焦于子部小说的形态与本质，而是着眼于史学价值。这与其强调为“文”应关乎“世运”的认识相一致，亦是《绛云楼书目》对“小说类”进行作品归置的指导。陈景云对《绛云楼书目》的小说注解亦以“征信”价值为准绳，表明钱谦益的小说批评思想得到后世学者的认可与发扬。而《绛云楼书目》从史学视角的考察思路与《四库全书总目》从政教视角考察的思路的出发点与立足点并不尽相同，以至于彼时关于“小说(家)”的评骘意见多有扞格之处，却也推动着时人关于“小说家类”批评的多元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