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问责建制探索：反腐倡廉建设的“助推器”——以近年来我国部分地区的行政问责建制探索为例

2003年＂非典＂危机以来,我国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在行政问责建制方面展开了积极的探索,逐步将该制度推向制度化和法治化的轨道,这也为反腐倡廉建设提供助益,其主要体现在制度保障与文化支撑之双重维度上。同时在制度要件与文化因素的有机结合中还不断孕育和提升着行政问责力,推动反腐倡廉建设向更深层次迈进。     

被问责官员的复出取向与职业发展

作为责任政府的产物,官员问责制进入大众视野已有一段时间。通过问责来限制和规范政府权力、责任和官员行为,最终达到权为民所用的目的,是建设现代服务型政府的应有内容。而被问责官员的出路往往备受     

谈领导干部问责制

由2003年“非典”事件发端，时任卫生部、北京市两名省部级干部及上千名官员因隐瞒疫情或防治不力被查处；从中石油集团、北京密云县、吉林省吉林市、湖南嘉禾市、安徽阜阳市等地官员因重大责任事故或违法违纪事件纷纷“下课”，到2005年松花江重大水污染事件中，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辞职，中国政坛的问责之风悄然兴起。领导干部问责制是中国新一轮政治改革的亮点。     

中国实施行政问责制的背景及其成效探析

行政问责制是构建责任政府的重要制度载体,它既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又是一个艰巨的社会实践课题.构建以行政首长为重点的行政问责制,既是中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也是顺应世界行政改革趋势的必然选择.近五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在行政问责建制方面不断探索,并取得了初步成效,为进一步推进行政问责制的深入研究与广泛实践打下了基础.     

政府责任管理探讨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政府直接或间接承担的责任在种类上时有调整，在数量上不断增多，影响力日益提高。因此，如何改革政府的责任机制，进行有效责任管理，提高政府官员的责任心和履行责任的能力，成为各国政府改革关注的重点。就实际情况而言，要建立一个制度化、程序化的责任管理模式，仍存在着很大的难度。本文将在阐明责任管理基本内涵的基础上，通过对官员问责制的论述，分析国内责任问题现状，从其现行障碍、实践路径等方面进行阐述。     

试论问责制的法制环境与配套措施建设

问责制是对政府的违法行为及其后果都必须和能够追究责任的一种制度,构建合理的问责制,必须从法制环境与配套措施建设的角度入手,通过追究官员确实应承担的责任,促使官员合法、正当地行使手中的权力,不断提高管理水平,使行政机关和公务员真正负起责任。     

"三三问责制":责任政府的实现途径

政府责任包括三个方面的含义:执行政策,执行上级指示和遵守相关法律、规章制度及角色要求,管理社会.实现政府责任的途径就是切实可行的问责制.问责主体也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决策者;二是上级和专门监察机关;三是社会及代议机构、中介组织和公共媒体等.因此,可以把这种问责制称为"三三问责制".决策者和社会主要从自己的利益或政策意图出发判断政府责任,即从政府组织行为的结果上来问责,而组织内的问责主要根据组织过程来问责.无论哪一种政府责任的实现都必须以相应的体制保障为前提.     

公共领导学在中国:学科归属和发展要略

<正>公共领导学在中国的孕育和兴起只有十几年时间。在一门学科的初创阶段,学术界要做的事情很多,其中的基础性工作是通过对各种元问题的研究,在如何推进该学科走上发展快车道这个问题上形成基本的共识。本文将在梳理公共领导学产生历程的基础上,重点论析公共领导学与领导科学、公共管理学的关系,提出公共领导学在最近一个时期的发展要略。一、公共领导学在中国的产生历程学科发展史表明,新学科通常生成于社会需求与科     

现代化进程中领导干部问责制的反思——以社会理论中的现代性诊断范式为视角

当代中国的领导干部问责制是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这种制度形态被深深地打上了现代性的烙印,也必然存在着因现代性而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社会理论对现代性的诊断范式主要有四种,即理性主义范式、历史主义范式、后现代主义范式和风险社会范式。这些范式的理论视角虽各有不同,但是对于领导干部问责制的现存问题和发展方向、对于反思问责制给领导干部个人带来的影响及问责制面临的挑战等问题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试论问责制的核心理念及其与反腐倡廉的契合性

问责制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无疑是当前反腐倡廉的利器。问责制的制度性与多元性的核心理念与反腐倡廉具有内在的契合性。结合我国当前公共治理中的问责状况,我们亟需改变党政内部单一主体的问责局面,形成制度保障的多元问责网络,以问责制度作为反腐倡廉的后盾,以多元问责拓展反腐倡廉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