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的“量级模型”考察

范围副词“至少”和语气副词“至少”的语法意义都可纳入与“最低限度”关联的“量级模型”中进行考察。“量级模型”对语境依赖度的增大促使“至少”静态逻辑语义功能的弱化和动态话语语用功能的强化,前者表现为“大于或等于最低限度”值域中“大于最低限度”部分的弱化和消失,后者表现为主观扫描过程在确认“最低限度”时的作用。     

现代社会正义作为契约自由限制的依据和限度

契约自由的发展出现了自身变异 ,对其限制势在必然 ,其理论依据是现代社会的正义观。但限制契约自由不是否定契约自由 ,对其限制应保持在实现现代社会正义的限度内     

道德哲学的可能性与限度

道德哲学可以做澄清道德概念及语句的工作,但对它是否能提供对道德规范的可靠论证或为其奠基则易受质疑。本文首先考察伯纳德.威廉斯(Bernard Williams)的质疑,然后借助最近发生的一个真实个案来分析和探讨道德哲学的限度和可能性,认为道德哲学不仅在道德原则规范的论证或奠基方面,而且在道德的动力和源泉方面大有可为,但道德哲学的确在道德实践方面也存在某种限度。     

缘情:作为审美经验的兴起与式微

"缘情"不仅是关乎诗歌性质的概念或定义,而且还代表了古人鲜活的审美经验。缘情作为审美经验,在反拨与改造言志传统中萌生,两汉的诗歌创作实践体现出从言志向缘情转折的迹象,《古诗十九首》奠定了"感物缘情"的审美经验模型。曹魏至西晋太康的诗歌承续十九首的传统,将"感物缘情"审美经验固定化。玄学启引的崇情思潮推动缘情审美经验发展,催生了诗文理论的缘情说;但玄言诗的兴盛动摇了缘情美学赖以存在的根基,缘情审美经验走向式微。其后有关"缘情"的阐说往往在解释学意义上创新,却不能主导诗歌的审美经验和创作技术走向。在中国美学史上,缘情美学尽管地位重要,但仍有其特定的适用范围和解释限度。     

和谐社会视阈下宽容的合理性及其限度

宽容的合理性蕴涵表现为:适度的宽容有利于经济、政治、文化、道德以及和谐社会的发展与完善;宽容的合理性依据可导源于世界的差异性、人性的真实性以及认知的有限性等方面。同时,宽容的合理性是有限度的,其合理性范围应始终秉承公正的宽容价值法则;应注意保持物质利益与精神利益相对等的宽容原则;应严格恪守利益相关方平衡发展的宽容原则。     

文学中的法律史学研究及其限度

文学中的法律史学研究是"文学中的法律"中较早出现的一个学术研究领域。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法学学者们通过对不同时期的文学作品中的法律意象的解读,不仅为法律史学研究提供了更加丰富的素材,而且也提出了文学作品对于法律史学研究的价值的探讨。对文学中的法律史学研究的学术史的分析将有助于反思文学,尤其是历史文学作品对于法律史研究的意义。     

"经济决定伦理"理论范式的合理性限度

"经济决定伦理"是20世纪关于经济伦理关系的三大理论范式之一,具体表现为三个命题或三个理念.其合理性限度表现在本体论、价值论和实践论诸方面.在本体论方面,它将对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相互关系和社会有机体的理论由解读引向泛读和误读.在价值论方面,它在揭示伦理的形上基础的同时,以本体论僭越价值论,以真理取代意义,思辨理性混同实践理性.在实践论方面,在由传统向现代的文明转换,和由"意识形态中心"向"经济建设中心"的战略转变中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内在四大实践虚妄:奴婢伦理;孤离的经济;道德责任的消解;价值霸权."经济决定伦理"的合理性,是决定论的合理性;这种决定论并没有绝对的合理性,是本体论的合理性;一旦僭越价值论和实践论,这种本体论的合理性就很有可能蜕变为非合理性;即使在本体论范围内,其合理性也有其理论和实践的限度.     

新世纪长篇小说文体“本土化”的向度及反思

新世纪以来,长篇小说在文体上,形成了回归"本土化"的创作潮流。或直接袭用古代文体,或跨文体地挪用古代非文学的文类,或在小说文本中杂糅中国本土各类文体体例,或重拾"世情"小说的叙事传统。这种文体"本土化"追求,既是全球化语境下文化焦虑的因应之策,也是文化自信心提升与国家意识形态促推的结果,同时亦表明了小说文体经历否定之否定的变革规律。但这种"本土化"追求存在着本土化的艺术形式与精神内质脱节、审美现代性缺位、文学性削减、生活同质化等问题。有生命力的"本土化",应该是形式与内质一致的本土化,同时涵纳西方文学的优质元素。     

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谦抑性——以检察机关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为限

检察机关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是促进行政机关履行环境保护职责的重要方式.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涉及检察机关、法院和行政机关三个机关,需要处理好司法权与行政权之间的关系.一方面,环境司法具有能动性,容易导致司法权与行政权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基于司法有限性与环境法行政实施的特征,需要重视司法谦抑性问题.而如何认识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谦抑性,需要从理论和实践的维度进行分析.在检察机关提出环境行政诉讼时,应当尊重行政机关的首次管辖权、重视行政公益诉讼的诉前程序、尊重行政自由裁量权、重视行政不能问题.当然,这种谦抑并不是绝对的,为有效发挥行政公益诉讼的功能,应当把握好这种谦抑性的限度,通过明确强制诉讼范围、确定实体性裁判的要件、尊重诉讼和解等方式来处理好司法谦抑与司法监督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