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尔斯正义原则的现代启示

正义对一个社会至关重要。一个社会遵循正义的基本原则,可以使绝大多数社会成员都受益,实现社会的有效整合和社会的团结,保证社会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但是,什么是正义,怎样才能做到正义,不同的人会作出不同的回答。罗尔斯关于正义的两个原则———平等自由原则与差别原则和机会平等原则以及关于正义的两个优先原则———自由的优先原则与正义对效率和福利的优先原则对于我们理解现代社会的正义以及如何才能做到正义有重大的启示意义。     

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自由问题

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个体自由问题。他的思考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自由与和谐、自由与理性和自由的辩证法。在他看来,和谐、理性实质上都是对人的生命欲望和自由意志的控制与压制;人们一方面渴望并追求自由,另一方面又承受不住自由所带来的重负,由此引发自由与苦难、少数与多数的问题。     

公正、诚信、自由：市场经济的伦理

市场经济是建立在分工与产权分立基础之上的“自发扩展”的秩序,这一秩序内生出其伦理的基础:公正、诚信、自由。公正是排他性产权主体之间进行交易的前提,是市场秩序的基础;诚信是节约交易成本,提高市场机制本身的效率的内在需要;自由是市场运行的前提预设,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政治保障。     

论爱与自由——兼论基督教的普遍之爱

一个公正和谐的共同体,必定是充满爱的社会;而一个人人之间充满爱的社会,也才可能是一个公正和谐的共同体。那么,什么是爱?在对基督教有关爱的观念进行哲学分析基础上,本文认为,从一般意义上说,爱就是不从等级体系去理解自己与他人的关系,而是把自己与他人从由各种优越物决定的等级体系中解放出来;这在存在论则意味着,爱就是守于自由存在而让他者自由存在。因此,真爱他人如真爱自己一样,就在于维护、尊重、扶持一个人之为自立—自主—自尊的自由存在。这种真爱不同于亲情,它可以泛施于人人而无差等,是为普世之爱;亲情则仅限于亲人之间而浓淡有别,是为亲亲私情。不违普世之爱的亲情,才是健康合理的;违背真爱的亲情必将腐蚀一切普遍正义而成为社会的瓦解器。     

"积极自由"与"自由个性"——柏林对马克思"自由"概念的误读

马克思的自由概念是扬弃了"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自由个性"。由于柏林不懂得,马克思是从否定的方面去理解物化的现实的,并且强调的是"抽象的自由"和"现实的自由"之分,从而把马克思的自由概念误解为"积极自由"。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中,澄清柏林对马克思的误解,科学地阐释马克思的自由概念,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自由在契约论伦理思想中的有机统一——从卢梭到罗尔斯

从卢梭到罗尔斯,契约论伦理思想在近代以来的历史发展中显现了不可低估的内在张力。无论是卢梭的契约论伦理思想还是罗尔斯的现代契约论伦理思想,其理论基础均为"自由",并将其在各自所构建的思想体系之中高度统一。尽管对"自由"基本内涵的理解不同,卢梭的观点是它不等同于任意而应以公共利益为依归并受理性所制约,罗尔斯则主张它是个体在自律与他律中的一种自我实现,但两者都受到一种从自由意志上升到公共意志的思维路径所统辖,在两者所确立的理论体系中蕴含着一种由个体自由上升到社会自由(社会正义)的价值定位。通过对卢梭和罗尔斯所阐述的自由在契约论伦理中的辩证统一的特征之研究,不难看出自由精神的价值意义和生命所在。     

自由的两种含义及其对法治的意义

古典自由主义时期 ,自然自由和社会自由的分类已经被明确提出。自然自由是天赋的、与生俱来的自由 ,自然自由强调自由的平等性 ;社会自由是经过理性妥协和制度限制的自由 ,社会自由强调自由的权利性。从自然自由到社会自由就是使自由由价值形态转变为权利存在 ,这个进步在人类自由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明确自然自由和社会自由的不同含义 ,对于法治具有重要意义 :以价值形态的自然自由为出发点 ,以权利存在的社会自由为制度核心 ,能够造就法治传统 ;宪法是自由的宣言书 ,自然自由体现为价值预设 ,社会自由表现为权利安排 ;自由既是目的 ,又是手段 ,法律制度对自由的限制应具有正当性和适宜度     

性别意识与中国现代女作家的创作追求

现代女性的性别觉醒及其性别重塑 ,是对女性自我历史命运的一次深刻的性别自救。这种新女性形象的塑造 ,体现了现代女作家以解构男权性爱霸权 ,建构女性情爱主体为旨归的创作追求。     

《新中国未来记》的历史观念及其政治伦理

求“新”是梁启超政治伦理的根本动因。在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中,梁启超以对“未来”“新中国”的政治想象,开启了迈向“世界历史”的现世进步观念和民族国家的政治伦理;由于“法律下的自由”、“无戒律的自由”与民族主义的多重纠葛,梁启超最终无法预想通向未来的道路,但他仍然确立了中国政治现代性的基本身位。     

表达自由与当代中国

人人都应享有表达自由,因为这是人之为人的基本权利。表达自由之于当代中国,具有历史性的重大意义。就完善我国表达自由制度的路径而言,本文认为,要落实《宪法》文本上的表达自由,就必须实行宪法司法化,必须突破新闻立法困境、破解新闻立法难题。惟其如此,表达自由才可能成为一项真实而有效的基本人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