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返乡青年农民的灰恶化与集体行动风险

青年农民在多年的打工生涯中已适应了高度组织化的城市生活,受金融危机影响被迫返乡后,处于一种组织真空状态,给农村灰恶化组织的填充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因而返乡青年农民工处于高度的灰恶化风险之中;与此同时,返乡后生活的不适应性以及多年城市生活积累的相对刺夺感,给返乡青年农民集体行动提供了动力;而加入灰恶化组织后,严密的组织性与高度的集体行动能力,为返乡青年农民的集体行动提供了组织条件,使农村青年的集体行动风险大大增加.因此,在促进返乡青年农民就业的同时,还必须通过组织替代、价值重塑和规范建设,才能有效防范返乡青年农民的灰恶化和集体行动风险的发生.     

盼奥运：我们的表达——《三苗网》发起组织的“盼奥运香山签名”活动小记

这是一次纯粹发自草根、来自少数民族网民的行动。2007年10月中旬北京的网友在《三苗网》论坛发出帖子，邀约大家登香山、赏红叶。同时网友在讨论中提出来，要表达我们少数民族在主流话语中的声音，要大家集体行动，要有一个突出响亮的主题。少数民族来到都市，要主动参与，要做国家的主人，做社会的主人。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自主治理理论述评

奥斯特罗姆的自主治理理论产生于深刻的理论分析与丰富的实证分析.主要内容包括:影响个人策略选择的4个内部变量;自主治理的具体原则;自主组织的制度设计.自主治理理论的理论价值在于其发展了走出集体行动困境的理论架构,实现了人性利己与利他的结合,拓展了传统制度理论的制度视野.实践价值是有利于解决公共资源治理的困境,有利于提供公共物品的供给,有利于民主政治的发展.此外自主治理理论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主要是其适用对象的有限性,适用政治体制的有限性和适用自治组织的有限性.     

选择性益处、企业协会活力与经济治理

经过多年的发展,企业协会已经成为市场经济制度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治理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重要机制.企业协会的生存与发展以及功能的发挥取决于它是否具有一定数量的选择性益处,而选择性益处主要来自于政府的认可和授让.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相比,我国企业协会具有的选择性益处少之又少,这也是企业协会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的制度性原因.为了促进经济高效、健康发展,必须切实将政府对经济的管理功能转变为企业协会的选择性益处,形成混合式的经济管理制度.     

发展国防科技是关乎国家和民族生存发展的战略问题

业主委员会是中国社会制度变迁的产物,作为一个自治组织,在治理过程中产生了"集体行动的困境".只有从经济学的视角运用公共产品理论来分析物业管理的属性,才能找出业主委员会治理过程中"集体行动困境"的原因,并通过对物业管理这一准公共产品供给的生产过程与提供过程相区分,指出多元协作治理是业主委员会善治的路径选择.     

农村社区公共品合作供给的影响因素：基于集体行动的视角——以安徽省“村村通”工程为例

很多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需要农民合作才能解决,正在推行的农村"村村通"工程的实践为研究农民合作难题提供了契机。本文通过对安徽省6个县84个行政村的调查,用Probit和Tobit模型对影响公共品合作供给的因素进行了估计。结果显示,在控制了项目因素后,影响农村社区公共品合作供给的因素主要是村庄集体收入和村民收入;社区特征异质性对集体行动的结果有一定的影响,但是程度较弱;劳动力流动对集体行动没有影响。相关政策建议是政府应该继续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努力增加农民收入。     

"合作共赢"与"集体行动逻辑"——关于区域公共服务"猎鹿困境"的探讨

我国基于刚性行政区划基础上的区域地方政府的分割治理使得区域公共服务陷入"猎鹿困境":以自己及他人的长远利益为代价来换取眼前利益.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区域公共服务的变革思路主要是对区域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协商协调机制、利益需求表达机制实施变革以及通过制度创新消减区域公共服务的外部性.     

分配问题对提供公共物品的影响

集体行动面临着两种截然不同的问题:公共物品的提供、利益分配。这两种问题需要分别对应不同的规则才能保证效率。但是,现实的集体行动中,往往会出现问题的错位和规则的错位,分析错位的原因和后果,表明:只要不能从集体行动中分离出分配问题,集体行动就不可能提供公共物品。还分析分配问题对宏观经济目标选择的影响。     

“经济冲动”的法哲学结构及其道德形而上学的概念转换

经济与伦理,在哲学的层面相通。“经济冲动”,不应当只是经济学的概念,更应该是一个道德形而上学的法哲学概念。将经济冲动局限于单纯的经济学视野,不但导致了现代经济学的诸多理论困境,也导致了现代文明的诸多现实缺憾。作为法哲学的研究对象,经济冲动以意志自由为本质,它逻辑地包括通过创造和分配财富满足人的客观自由和外在解放的需要,与通过摆脱情欲束缚的主观自由即内在解放两方面。以意志自由诠释和规定经济冲动,可以使经济发展摆脱“自由的悖论”和“恶的发展”的厄运。对现代经济学产生重大影响可以成为直接的理论资源的是19世纪的三种关于经济冲动的理论模型,这就是巴斯夏、黑格尔、马克思的理论。经济冲动的法哲学模型是由动力结构、行为结构、目的结构构成的有机体系。“经济冲动”应当从这三个方面实现由经济学向道德形而上学的概念转换(1)从“需要”到“需要的体系”,从价值体系与社会体系两个结构概念地解决经济冲动的动力结构中的客观自由与主观自由,以及经济与伦理、道德内在一致性的难题;(2)从“劳动”到“集体行动”,概念地解决如何将由“需要的体系”产生的“个体活力”凝聚为“集体合力”,以及“集体行动的逻辑”的难题;(3)从“财富”到“幸福财富”,使财富成为幸福的对象,并与幸福相统一,概念地解决现代经济发展所导致的“幸福指数”与“痛苦指数”的悖论。     

以理抗争:都市集体行动的策略——以广州南园的业主维权为例

本文描述和分析了广州一个社区就物业管理费和业委会展开的集体行动,试图说明在城市中产阶层业主维权运动中,以中老年人为主体的社区运动及其行动策略的产生,一方面是“依法抗争”的理性选择的结果,另一方面受到“以理抗争”的多重文化逻辑的影响,即包括行动者基于利益理性的“依法抗争”、基于家园认同所寻求的日常生活的道德平衡,以及以往社会主义群众动员孕育的人民抗争的话语/价值体系。城市社区治理中的“以理抗争”与中国农村基层社会的“以法抗争”,既有着相似性,又有差异性,在一定程度上,它推动了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结构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