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跨国公司的整合机制研究

跨国公司母子公司之间的控制与协调构成了跨国公司的整合机制,并且日益成为跨国公司全球战略得以顺利实施的保证。本文以日本跨国公司为主体,分别从母公司观点与子公司观点对日本跨国公司的整合机制进行研究。以母公司为视角,日本跨国公司的整合机制具有明显的集权化特征;但随着子公司能力与地位的不断提升,子公司为视角的日本跨国公司整合机制则呈现出集权化机制的相对弱化与社会化机制的相对加强。     

企业集团财务控制模式的选择

企业集团财务控制模式主要分为集权型和分权型,权衡其利弊得失,同时,根据我国企业集团的类型、发展阶段及发展战略,集权型财务控制模式是我国企业集团的现实选择。     

从民主到集权:民初政治文化的嬗变

20世纪30年代,在特殊的国内外政治环境及危机应对下,基于蒋介石个人权威的集权政治重新构成,其深层原因是政治文化经历了从民主到集权的嬗变.民初皇权崩溃后,中国开始尝试民主宪政,但传统集权政治文化存有着惯性遗留,具有恢复秩序与重建权威的功能.九一八之后在外界危机不断加深之际,集权政治成为应对危机的主要工具,民主政治文化培育中断,集权政治文化重新显示出恢复秩序的功能.尽管此后的政治民主化尚存有一定空间,但其进程受到了很大影响.     

莫迪执政后印度央地关系发展趋势探析——基于制度空间的分析视角

莫迪率领的印度人民党以压倒性优势赢得2014年和2019年大选，一举改变了印度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联邦中央由多政党联合执政的局面。莫迪政府正式开启联邦集权进程，扭转了近20年来印度央地分权的趋势。当前印度国内呈现出快速的集权态势，深刻影响并持续改变着印度政治发展形态。系统认识并解释印度人民党执政以来的集权实践以及当前的集权态势对印度联邦制的影响是本文关注的核心内容。本文尝试建立制度空间的解释框架，聚焦印度央地的行政、立法、财税三个维度，提出印度人民党政府积极运用包括扩充现有制度解释、创立新制度、改变制度环境等强硬手段，实现其自身操作空间的不断扩大，进而压缩联邦单元自主权限，使得央地互动下省邦自治属性减弱，促使权力进一步向中央靠拢。莫迪政府以快速集权为目的的制度改革将进一步助推国内民粹情绪，裹挟少数群体的利益与诉求，持续冲击其国内秩序的同时对外政策也将变得更具冒险性。     

公益类企业体制改革研究

公益性业务提供的产品是公共产品,其目的是保障社会民生.从主要国家的历史演变进程可以看出,公益性业务最早是由政府部门或者其附属机构承担,而后开始企业化,这种企业化是从国有企业开始的,继而逐步进行私有化改造.无论国有企业还是私有企业,最终都要实现按市场化的方式经营.公益类国企的外部管理体制主要涉及其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公益类国企所涉及的行业越是关乎国家长远利益,政府管制程度越高;所涉及行业越是与个人密切相关,政府管制程度越低.后者可以考虑转向完全市场化的商业类国企.然而,这类国企在转型初期可能一时处于亏损状态,在不得不依靠政府补贴维持运转并遵从政府要求时,同样应注意面向市场开展业务.当行业逐渐成熟时,再全面参与市场竞争.由于公益类国企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不同,其内部管理体制也存在集权模式、集权与分权相结合模式、分权模式三种.总之,公益类国企走向市场是一种基本的趋势,也是一个渐进式的过程.转型发展期间,基本的原则是使企业实现市场化经营,唯有如此才能确保公益类国企的效率不断提高.     

“分封”与“郡县”之辨的复杂意蕴

历史表明,分封制所期望的“血亲屏藩”是一把双刃剑,始终存在着“内讧”的危险。虽然自秦代起郡县制成为历代王朝的基本定式,但一个疆域庞大的帝国单一依靠郡县制存在着极大的管理困难,故而,既能维护中央集权统治又能兼顾“亲亲”之道的“两制并存”和“两制综合”的出现便成为必然。关于分封与郡县的争论,还经常涉及“公”或“私”的伦理评判,尽管争论者观点各异,但其中他们对历代君主莫不以“公天下”的名义而成就一己之“私”的揭露是深刻的。纵观郡县与分封的历史演绎,在君主专制下,唯有君臣权势悬殊,才能上下相安;而实行分封制又必然导致君臣彼此猜忌、对抗与仇杀。因此,如何把握集权和分权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