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拉特学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评《西部蒙古民俗与民间文学关系研究》一书

特·那木吉拉撰写的《西部蒙古民俗与民间文学关系研究》一书由新疆人民出版社于2004年6月出版(蒙古文,24万字)。这部专著是作者独自主持完成的200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部蒙古民俗与民间文学关系研究》的最终成果。     

女将与金莲——古代通俗小说中女将性别描写的文化内蕴

清代通俗小说,往往偏爱写女将容貌与金莲之间存在的对应关系:其一,美貌女将,其金莲必定小巧可爱;小脚描写基本上融合在女性貌美可爱描写之中,成为女将美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二,小脚金莲之美往往是女将体现的女性性别魅力最有代表性,最惹眼(男性的眼神)和引人入胜的部位,有的描写还融入了男性的审美与性别感受;其三,与此相映照的是,貌丑者其金莲随之相应长大厚重。这一文学现象与清代社会风气与清人审美观念有关。金莲对女将性别身份具有强调作用,要靠金莲来打造她们的风采。深层心理中,潜存着汉族坚持本民俗习俗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自尊心,是特定历史时期审美观念与性别意识结合的形象化写照,也是男性心目中理想化女性美的设计蓝图。     

论新闻与自然美

一 新闻所反映的一切事实,大多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产物。而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是和探索自然奥秘紧密相连的。正是由于人类不断接触自然和改造自然的社会实践,才不断地闪耀着自然美的光辉。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说,人类的社会实践,为挖掘自然美,开辟了广阔的天地。由此,我们也完全可以推断:作为反映社会实践活动的新闻,不可能和自然美无缘。介绍和再现自然美,是新闻传播的重要内容。 过去,也许是太强调新闻的功利性了,导致人们的欣赏视野相对集中在新闻内容的社会美方面。尽管自然美大量存在于新闻作品中,但却很不起眼,无人问津。我们认为,强调新闻的政治性和功利性无可厚非,因为新闻毕竟不同于文艺,但我们不能顾此失彼。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们审美视野的开阔,自然美必将成为新闻受众欣赏的重要方面。     

刘禹锡与巴山楚水

刘禹锡之佳诗多产生于贬谪时期 ,其中描绘巴山楚水的部分 ,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相融 ,景物色彩明丽 ,寓含乡国之思。其描述当地的民俗风情 ,呈现出鲜明的地域色彩 ,充盈着浓郁的生活气息 ,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当地的劳动生产习俗、崇巫好祀风俗、喜好歌舞风情。这些与诗人坚定的信念、豁达的心态 ,及其心系朝廷、关心百姓疾苦 ,受南方文学、文学传统的影响有着密切的关系。     

审美交互作用与唐代长安风俗

本文从不同习俗文化中审美情趣、审美意蕴互相接触、碰撞、交流、渗透的角度,分析唐代长安风俗与西域风俗进行审美化合运动的种种形态;从当时风俗文化发生审美变更的侧面,反映了唐人大胆吸取异域文化精神的襟怀以及唐都文化开放舒展的气象。     

"齐整风俗":汉王朝对社会文化的软控制

党超认为,"齐整风俗"是汉代对社会文化进行软控制的重要方式:议论时政时,对风俗的议论、批评和引导 成为其重要内容;日常行政中,则通过观风纳谣和政治教化来实现对风俗的齐整与美化,以求化民成俗.     

论"五四"乡土小说的"鬼"文化想象

20世纪20年代的乡土作家通过对乡村鬼文化风俗的书写,展现了其中蕴含的血泪悲剧,揭露了宗法社会暗藏的"鬼"影.这些又是和乡土作家的创作意图、身世背景等密切相关,乡土小说里的"鬼"文化逼视,体现出乡土作家"别样"的现实关怀,并且"启发"了后来的乡土小说的"鬼"的文学想象.     

盛唐时期贵族群体的择婿风俗——以唐玄宗时期驸马为中心

作为封建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婚姻制度,至唐代已日臻健全。唐代实行的是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阶级内部"内婚制",政治需求的考量、注重姻亲旧眷、门第等级观念、科举观念等都对盛唐贵族的择婿标准有着重要的影响。盛唐时期贵族的婚姻一方面具有开放自由的特点,另一方面又表现出严谨刻板的一面,研究盛唐时期贵族群体的择婿风俗,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盛唐时期的社会风俗和民众心理。     

文化圈理论之下的青海河湟汉族求子风俗探析——以湟中县为个案研究

河湟文化圈中汉族一直是文化的主角之一,汉族入迁河湟地区后,在文化的叠加中生活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里。河湟汉族在重血缘的观念之下求子(尤其求生男孩)风俗较多,除传统汉族的文化因素外还有地缘影响,此观念对河湟世居他族也发生了文化涵化。本文以湟中县汉族为个案研究当下河湟人生仪礼、节庆民俗活动等方面的求子风俗,通过对湟中县的祈嗣民俗事象描述,认识文化圈文化涵化理论在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风俗与民俗：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史学根性和民族性

受顾炎武风俗观影响,晚清新史学的"民史"观赋予古语"风俗"以新意,有了民族性的内涵。以俗观史、以俗证史、以俗写史,成为邓实等人风俗著述的基本特征。同时,受英文Folklore的影响,古语"民俗"也有了新意。作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助产士,更多指陈民间文学的"民俗"同样有了民族性的意涵。在20世纪前30年,中国现代民俗学运动出现了风俗与民俗的混用,最终民俗胜出。然而,在社会科学化的民俗学全面莅临之际,史学一直是中国现代民俗学运动的根性。因民族性而衍生的国家属性使中国民俗学有了独特的轨迹和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