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社会主义是人与自然的和谐是马克思主义生态学说的一个重大理论命题,社会主义不仅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应包括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成为当代世界理论热点的背景下,统筹人和自然的和谐,正确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保持生态的平衡与稳定,对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启迪作用。一、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理论从整体的角度上看,人类是整个自然界的一员,而人类社会的历史只是自然史的一部分(马克思曾经把人类社会的历史称为“自然的历史过程”)。人类的历史与自然的历史不同,它既是“自然的历史过程”,同时也是主体的活…     

马克思主义道德建设的历史选择搭建多层次的道德规范

一个必须正视的事实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以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道德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面临现实和理论上的“双重困境”：一是遭遇“道德无序”或“道德缺位”的实利主义时代；二是在道德准则上呈现超高标准化的“圣贤道德”的特征，一下子难以进入实践层面。如何解决这个难题呢？     

文理学人

王世荣，男，1956年生，陕西眉县人。毕业于西北大学哲学系，获法学学士学位。现为宝鸡理学院政法系教授，政治学教研室主任，学院学术带头人，省级重点学科马克思主义哲学组成员，院级重点课程政治学原理负责人，中国政治学会会员，宝鸡周秦化研究会理事。     

“公社”究竟留给了我们什么遗产

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巴黎公社建设新社会留下的最为宝贵的遗产,也是我们今天看来,最值得继承和发展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本质上是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这表明:公社遗产不仅具有活生生的现实性,而且需要在实践中加速其中国化的进程。     

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社会发展的目标,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二者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相辅相承,在理论上是统一的,在实践上也是双向互动的发展过程。它们统一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进程之中。     

薛暮桥：中国经济学界的“常青树”

薛暮桥，江苏无锡人，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是我国老一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杰出代表，也是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经济决策咨询工作的一位卓越的开拓者和组织领导者。他坚定地倡导和积极推动经济体制的市场取向改革，提倡和坚持国民经济稳定协调发展。他的著作《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坚持正确发展方针的启蒙教材。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于我国改革发展中的一些重要问题，他提出过重要的政策建议。他的文章、观点，社会影响大，常常执掌着经济学论坛的主流。     

美国电影业及其意识形态批判

美国的电影业是以一种商业化的运作方式来进行的,对电影的消费已成为美国人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项娱乐活动,因此“色情”、“暴力”就成了美国电影的主要内容。这种商业化的运作方式给美国的电影制造商们带来了巨额的商业利润,然而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对电影的消费方式同时构成了美国社会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了美国政府的一种“愚民”策略。这就是美国电影艺术性不强、内容腐朽、无法承载人生使命的真正原因。     

人类梦想和理想的百科全书——恩斯特·布洛赫《希望的原理》新论

恩斯特.布洛赫的《希望的原理》是一部人类梦想和理想的百科全书,它拟定了一部20世纪创新的马克思主义思维和革命性的“希望内容的百科全书”。《希望的原理》不仅抒写了人类包罗万象的梦想和理想,而且全面系统地扩展和丰富了20世纪唯物主义思想。《希望的原理》把人道主义与反法西斯主义紧密联系起来,不仅象征性地表达了人类渴望摆脱贫困、压迫和剥削的梦,而且表达了人类建设一个更美好的、更人性的世界的可能性。《希望的原理》使马克思主义传统摆脱了官僚主义者和官僚党政干部的空洞的教条主义。对于当代哲学,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论,《希望的原理》的独创性在于它所展现的人类学—存在论内容,在于它所解释的实践哲学视域里的预先推定意识。     

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导作用——兼论与其他哲学的关系

马克思首创了实践哲学,包括实践逻辑、实践认识论、实践世界观、社会形态史、历史唯物论,落脚点则是哲学的阶级立场革命。惟有在这样的哲学基地上才能生长出足以满足当代中国实践对“历史向导”的要求的新哲学理论———这就是它的主导作用。所有别的哲学都属于解释世界的哲学。实践哲学与解释哲学是“主导”与“基础”的关系,亦即水涨船高、协同发展的关系。     

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的内在契合

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飞跃的过程中,无论是历史和逻辑的起点,还是历史的逻辑和逻辑的历史,都昭示了邓小平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其形成和发展是一个复杂的逻辑与历史、理论与实践、主观与客观矛盾统一的过程。具体考察这一过程中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的内在关系及其相互转化的机制,探讨邓小平理论逻辑的风格和个性特点,有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过程的一般规律。